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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要演员。”
许鞍华说，“就让这块土地和这滩血当演员。观众自己会脑补，是谁流的血？为什么流？流的时候疼不疼？”
她转向赵鑫：“阿鑫，这样拍预算要超。两分钟的长镜头，光布景和特效血，就要多花十五万。”
“批。”
赵鑫没有任何犹豫，“山田先生刚才告诉我，杰尼斯下个月，要砸一千两百万美元做宣传。”
他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种近乎野蛮的骄傲：
“他们用一千两百万美元，告诉亚洲：娱乐就是完美的产品。”
“我们用十五万港币，和这两分钟的长镜头，告诉所有人：娱乐也可以当历史的证人。”
山田身后的练习生们，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渡边健的手，在微微发抖。
他想起在杰尼斯训练时，老师反复强调的话。
“你们是产品，完美是产品的唯一标准。哭要哭得美，笑要笑得标准，连摔倒的姿势都要练习。”
而在这里，这群香港人，正在复刻一滩血。
一滩不美的、肮脏的、会引来蚂蚁的、四十年前的血。
他们不是在创造产品，是在挖掘证据。
“赵桑，”
山田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“即使你们复刻得再真，这也只是电影，不是真实的历史。”
“对，但它可以成为通往真实历史的那道大门。”
说话的是钱深。他不知什么时候走进了片场。
手里拿着一个老式牛皮纸档案袋。
他从袋子里，抽出一张黑白照片，递给山田。
照片上，是南瓜店战场遗址。
一片荒芜的黄土地，中央有一块颜色略深的区域。
旁边插着一块简陋的木牌，上面模糊地写着，“张自忠将军殉国处”。
“这是1978年，我去湖北时拍的。”
钱深的声音很轻，“当地老人说，这块地到现在，下雨天还会泛出淡淡的红。不是迷信，是铁元素在土壤里，残留的化学反应。”
他指向片场中央那摊，正在被精心调整的血：
“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用电影技术，让全香港、全台湾、全世界没去过南瓜店的人，看到这块地，为什么会‘泛红’。”
“我们要让那场，发生在四十年前的死亡，穿过时间和空间的阻隔，在1980年的电影银幕上‘再死一次’。”
“而每一次‘再死’，都是一次证据的提交，向这个容易遗忘的世界，提交上诉证据：这些人活过，战斗过，流过这样的血。而上诉的对象，就是善于遗忘的现代。”
片场里，落针可闻。
山田真一握着那张黑白照片，手指关节捏得发白。
他带来的十五个少年，此刻全都呆呆地看着那摊血。
那摊被三个道具师，用医用手套、放大镜、温度计和土壤样本，反复调整的血。
他们突然明白了，“专业”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。
在东京，专业意味着高效率、标准化、可复制。
在这里，专业意味着偏执、笨拙、不惜一切代价地靠近“真”。
上午十点，黄土从新界运回来了。
道具组开始烘烤、研磨、过筛。
按照土壤分析报告的比例，重新调配。
张叔平蹲在旁边，用游标卡尺，测量每一层土壤的铺设厚度。
许鞍华和摄影师，在争论镜头角度。
是要俯拍，让观众像上帝一样，俯视这片土地？
还是要平视，让观众像蹲在旁边的人一样见证？
“平视。”
赵鑫一锤定音，“不要俯视，俯视会产生距离感。就要让观众觉得，自己就蹲在这摊血旁边，近到能闻到血腥味，近到能看到每一粒沙土，被血浸透的过程。”
“那血腥味怎么做？”特效组问。
“真做。”
赵鑫说，“去肉联厂买新鲜的猪血，按比例调配。我要观众走进电影院时，能在两分钟的长镜头里，闻到若有若无的、铁锈般的甜腥味。”
“这，电影院会投诉的。”
“那就让他们投诉好了。”
赵鑫说，“投诉了，我们就有理由，告诉所有人：为什么这部电影会有血腥味，因为我们在复刻一场，真实的死亡。”
山田真一站在片场边缘，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。
闯入了一个，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宗教仪式现场。
这些人不是在拍电影，是在进行一场浩大的招魂。
用黄土、猪血、显微镜和偏执。
把四十年前的亡魂，一帧一帧地召唤到1980年的胶片上。
中午十二点，渡边健没有跟山田回酒店。
他留在片场，蹲在道具组旁边。
看他们用注射器，一毫升一毫升地调整血浆的黏稠度。
“为什么要这么精确？”他终于忍不住，用生硬的普通话问。
一个满脸是汗的道具师，头也不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