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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为人血，在不同阶段的黏稠度不一样。刚流出来时稀，接触空气后开始变稠，最后凝固。我们要复刻的是，‘正在凝固’的那个瞬间。血还没完全干，但已经失去流动性，蚂蚁爬上去，会留下脚印的那个临界点。”
渡边健呆呆地问：“观众，会注意到这种细节吗？”
道具师终于抬起头，看了这个日本少年一眼，笑了：
“大部分人不会。但只要有一个人注意到，比如一个护士，一个退伍军人，一个见过真实流血场面的人。他们会在电影院里，浑身一震，然后想：这剧组是疯子，他们连血凝固到第几分钟的状态，都做对了。”
“然后这些人走出电影院，会告诉所有人：那部电影，真得可怕。”
渡边健突然想起，训练时老师说的话。
“舞台表演是放大，要讓最后一排的观众，也能看清楚你的表情。”
而在这里，这群人在做相反的事。
他们不是在放大，是在微观。
把一场死亡的物理证据，放大到显微镜级别去复刻，然后压缩进两分钟的镜头里。
下午两点，当第一滴“血”，从特制的滴管中落下。
在精心铺设的黄土上，溅开一朵小小的暗红色花时。
整个片场的人，都屏住了呼吸。
摄影机开始转动。
没有演员，没有台词，只有一摊血和一片土地。
两分钟，一百二十秒。
血滴落下、扩散、渗透、凝固。
一只道具蚂蚁（其实是经过训练的黑色小甲虫），爬过血痂边缘。
留下几乎看不见的足迹。
夕阳的光（用滤光片和灯光模拟）缓缓移动，血痂的颜色，从鲜红变成暗红。
最后变成近乎黑色的紫褐。
“Cut！”
许鞍华喊停时，声音是哑的。
在场的所有人，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近乎于虔诚的肃穆。
无人敢出言打破这种沉寂。
最后还是张叔平，第一个开口。
“第三十七秒，血渗到左边那粒石子下的纹路不对。石子会形成屏障，血应该绕开，不是直接渗下去。”
“重拍。”许鞍华没有任何犹豫。
渡边健看着这群人，他们已经为这个镜头，工作了七个小时。
现在因为一粒石子的位置不对，就要全部推倒重来。
他突然明白了山田先生，早上说的那句话。
“这不是效率的问题，是信仰的问题。”
晚上七点，露天放映棚。
今天放的，既不是电影也不是花絮。
而是白天拍摄的，“血渗黄土”镜头的未剪辑版。
许鞍华拿着麦克风，对聚集过来的街坊说：
“各位，今天我们拍了一个，很特别的镜头。没有演员，只有一摊血和一片土。拍的是1940年，一个人牺牲的过程。”
屏幕上，那滴血正在缓缓扩散。
“我们调了七次血浆，挖了三次黄土，重拍了十九遍。”
许鞍华的声音很平静，“就为了这两分钟。”
有年轻人嘀咕：“至于吗？电影而已！”
“至于。”
钱深的声音，从幕布旁传来。
他今天特意从台北飞回来，“因为我见过真正的那片土地。”
他走到幕布前，指着屏幕上那摊血：
“1978年我去南瓜店，蹲在那块地上，用手摸了摸土壤。四十年过去了，土还是比旁边的更硬、更暗。”
“当地的老人告诉我，张将军倒下后，血浸透了那片土地。后来每年春天，那块地上长出的草，都比旁边的更旺一点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向那些年轻人：
“当然，你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是种心理暗示。然后，你们可能会说，这是迷信，是脑补。”
“但对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来说，是不是迷信和脑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确信真相。”
“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用电影这门手艺，把这种‘相信’复刻出来，让四十年后的人，也能看见：哦，原来当年的血，是这样渗进土里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