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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姓孙，是温泉村的老把式。
见林怀安年纪轻轻，却从温泉中学出来，又由王崇义亲自送行，便知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，话也多了些。
“小先生是回海淀？”
“是。军机处胡同”
车子出了温泉村，上了通往海淀的官道。
路宽了些，也平坦了些，但依然颠簸。
路两旁的景色在变化——从山地变成丘陵，从贫瘠的坡地变成平整的农田。
庄稼长势很好，玉米一人多高，谷子沉甸甸地垂着头。
偶尔能看到在田里劳作的农人，赤着上身，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油光。
“今年年景不错。”孙把式说，“要是没有那些糟心事，该是个好年成。”
“什么糟心事？”林怀安问。
“还能有啥？东洋人呗！”
孙把式啐了一口，“听说在山海关那边又闹腾，要咱们华北‘自治’。
自他妈个屁！
不就是想吞了咱们？
还有那些当官的，一个个跟缩头乌龟似的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！”
林怀安心里一沉。
在北安河十几天，几乎与世隔绝，差点忘了外面的世界已是烽火连天。
“小先生，”孙把式压低声音，“您是从北平来的，听说城里学生闹得厉害？”
“……嗯。”
“要我说，闹得好！”
孙把式忽然激动起来，“咱们老百姓没念过书，不懂那些大道理。
可学生懂！
学生替咱们说话，替咱们出气！
凭什么东洋人在咱们地盘上横行霸道？
凭什么那些当官的吃里扒外？
就该闹！闹他个天翻地覆！”
林怀安看着他因激动而涨红的脸，粗糙的手紧紧攥着鞭子，手背青筋凸起。
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，不识字，不懂政治，但他知道谁是敌人，知道什么是屈辱。
“可是闹了，有用吗？”林怀安轻声问。
“有没有用，得闹了才知道！”
孙把式说，“不闹，人家当你是软柿子，随便捏！闹了，至少让他们知道，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！”
这话，和林怀安在北安河对刘三说的话，何其相似。
你强他就弱，你弱他就强。
对国家，对个人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
车子继续前行。
过了几个村子，路上的人多了起来。
有挑担赶集的农人，有推车送货的小贩，有骑自行车的学生，还有几辆汽车呼啸而过，扬起漫天尘土。
路旁的店铺也多了，茶馆、饭铺、客栈，门口挂着褪色的布幌，在风中懒洋洋地飘。
中午时分，车子在一个茶棚前停下歇脚。
孙把式要了碗大碗茶，就着自带的窝头吃。
林怀安也要了茶，又买了两个烧饼，分给孙把式一个。
茶棚里人不少，多是赶路的。
几个穿长衫的先生在角落里低声议论着什么，脸色凝重。
一个报童跑进来，挥舞着报纸：
“看报看报！日军增兵山海关！华北局势危急！”
茶棚里一下子安静了。
所有人都看向那孩子，看向他手里的报纸。
“给我一份。”一个先生招招手。
报童递过报纸，先生匆匆扫了几眼，重重叹了口气。
“怎么了？”旁边人问。
“还能怎么？日本人又提新条件了，要国军撤出河北，要成立‘华北自治政府’。”
先生把报纸拍在桌上，“这哪是自治，这是要亡国！”
茶棚里炸开了锅。
“他娘的！欺人太甚！”
“政府呢？政府就不管？”
“管？怎么管？拿什么管？枪炮不如人，工业不如人，拿什么打？”
“那就这么认了？”
“不认能怎样？当年东北怎么丢的？上海怎么打的？还不是打不过！”
议论声，争吵声，叹息声，混在一起。
空气里弥漫着茶水的热气，也弥漫着无奈、愤怒和绝望。
林怀安默默喝着茶，听着。
这些声音，这些面孔，和北安河祠堂里那些茫然的眼睛，那些粗糙的手，那些卑微的愿望，重叠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景——一个内忧外患、积贫积弱的中国，一群在苦难中挣扎、在迷茫中寻找出路的中国人。
他忽然明白了，他们这半个月在北安河做的，不只是教几个孩子认字，不只是帮几户村民解难。
他们是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，点燃一星微弱的火，种下一粒渺小的种子。
火会灭，种子可能不发芽。但总要有人去点，去种。点了，种了，才有希望。
“小先生，该走了。”
孙把式吃完了窝头，站起身。
车子重新上路。下午的阳光很烈，晒得人昏昏欲睡。
林怀安靠在行李上，闭上眼睛，但睡不着。
怀里的怀表滴滴答答，王伦的脸在眼前晃动，北安河的情景在脑中闪过，茶棚里的议论声在耳边回响。
这一切，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把他网在中央。
而他，就在这网中央，一点点长大，一点点明白，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。
傍晚时分，驴车驶入了海淀镇。
比起温泉村，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
街道宽阔，店铺林立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
有穿绸衫的老板，有穿旗袍的太太，有穿学生装的青年，也有赤膊的苦力。
电灯已经亮了，昏黄的光从店铺里透出来，与天边的晚霞交相辉映。
车子在军机处胡同门口停下时，林怀安下了车，付了车钱，又多给了孙把式一块银元：“孙伯，路上辛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