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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样，是一只黄铜怀表。表盘的玻璃已经碎了，指针停在了一个不知名的时刻上。但表壳的背面，刻着两个极小的字。
深海。
这是吕宗方的遗物。是那个在贫民窟地窖里说出“延安”二字的人留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。
余则成把怀表握在手心里。金属的冰凉感透过皮肤传进了骨头。
他想起了很多事情。
想起了在重庆电讯处机要室里第一次见到吕宗方。那个人穿着灰色的中山装，目光沉稳，说话留三分余地。
想起了在歌乐山的雨夜里，吕宗方用一句“钝刀割肉”教会了他职场的生存法则。
想起了在太平饭店的管道里，他亲眼看到吕宗方使用苏联制造的真空管和延安的变频法发报。那一刻他就知道了。但他什么都没有说。
想起了在玄武湖的血水里，吕宗方用最后的力气推开他。
想起了地窖。想起了那两个字。
延安。
余则成把怀表放在了胸口。金属贴着皮肤，冰凉渐渐被体温暖化。
然后他拿出了那本旧日历。
他翻到了第十七页。
用手指沿着纸面折了一个三角形的角。动作很慢。很仔细。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。
天快亮了。地窖上方的木板缝隙里透进来一线灰白色的光。
余则成站起来。他把脸上的污渍擦干净了，把头发梳到了耳后，戴上了鸭舌帽。黑框眼镜擦了一遍。他又变成了那个不起眼的、弯着腰走路的水管工。
他推开了木板，走出了地窖。
外面的巷子里空无一人。远处有零星的犬吠声和宪兵卡车的引擎声。防空警报已经停了，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比警报更令人窒息的紧张感。
余则成沿着巷子向东走去。
他知道第三码头在哪里。他在到达南京的第一天就已经把这个城市的地图刻在了脑子里。从这里到第三码头，步行大约二十分钟。
他走得很慢。就像一个普通市民在上早班的路上。
路过了两个日军检查站。第一个在路口，有两个日本兵和一个伪警。余则成低着头，佝偻着背，手里提着一个空水桶。伪警看了他一眼，骂了一句“滚”，挥手让他过去了。
第二个在桥头。日本兵比较认真，要看通行证。余则成把一张从刀疤脸那里弄来的伪造的苦力工证掏了出来。日本兵翻了两下，扔回给了他。
他过了桥。
第三码头就在前方。
这个码头已经废弃了。原来是一个运煤码头，后来因为航道改移被关闭了。码头上堆满了生锈的铁桶和腐烂的木板。邮筒还在。一个绿漆剥落的圆筒，孤零零地立在码头入口处。
邮筒旁边有一棵老槐树。树干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树洞。
余则成走到树洞前面。他环顾了一下四周。码头上没有人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张折了角的日历纸。
第十七页。左蓝的笔迹在折角的背面若隐若现。她在上面写了一首诗的第一句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。”
余则成把日历纸塞进了树洞里。
然后他转身，沿着来时的路，慢慢走了回去。
他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取这张纸。他不知道南京的地下党是否还在运作。他不知道左蓝留给他的这条线，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是否已经断了。
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但他知道一件事。
他已经没有别的路了。
余则成走回了地窖。他把木板钉好，重新坐在了黑暗中。
他把吕宗方的怀表贴在耳朵上。怀表的机芯已经停了。没有声音。但他总觉得能听到什么。
也许是心跳。自己的心跳。
也许是某种回音。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
像是有人在说话。声音很轻。
“信仰是无底的深海。”
余则成闭上了眼睛。
两个小时后。
第三码头。
一个穿着破旧长衫的教书先生路过了那棵老槐树。他停下脚步，弯腰系了一下鞋带。
站起来的时候，他的手从树洞里取走了一张折角的日历纸。
他看了一眼日历纸背面的那句诗。
然后他把日历纸夹进了腋下的一本旧书里。转身向城西走去。
步伐不紧不慢。就像南京城里无数个上早班的教书先生一样。
但他走的方向，不是学堂。
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联络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