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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不能跟上，是过去十年我们优先保障的是产量——只要有化肥，农民就能增产，我们就能吃饱。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。
现在，该想想怎么让农民用上更便宜、更好的化肥了。”
“你的建议呢？”托勒问。
“关掉一批小厂、老厂，把资源集中到新建的大厂上。
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流程，成本能降下来三成，产量能提上去四成。
短期产量可能会波动，但从长期看，我们的化肥会更便宜、更好用。
小厂关掉以后，工人怎么办？转岗培训。
大厂需要的人更多，不是更少。我们的工人是有技术的，学会操作新设备不难。”
会议室里的嗡嗡声更大了。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，有人低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什么。
农业机械管理局的负责人随后发言，他的意见听起来很朴实。
“我们农业机械的情况，跟化工不太一样。拖拉机、收割机、播种机——这些大件农机，市场基本饱和了。
前几年农业机械化搞得太快了，去年一年就新增了一万两千台拖拉机，现在全国保有量将近九万台，平均每个合作社能分到一台多。
合作社的利润有限，不可能年年添置新机器。
农机的更新周期长，一台拖拉机用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。
我建议调整产品结构——大件农机稳一稳，中小型农机、农具要上。
很多小地块、山区、丘陵地区，大型农机进不去，但农民需要能用的小型机械。
这不需要多高深的技术，需要我们关注那些被大机器遗忘的角落。”
几十张嘴同时议论起来。有人说产品的方向是该转，有人说需要时间，有人说问题是早发现了，不是不想解决，是跨部门协调太难——钢铁、机械、化工、农业，各有各的计划，各有各的指标，各自为政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托勒听见这些议论没说什么，只在本子上记了几笔。
等声音渐渐小下去，他才把话题从抱怨引回到方案上。
“同志们，抱怨解决不了问题。
我们开这个会，不是为了听谁说困难，是为了找办法。”他
翻开面前那本红色封面的文件夹。
“根据各部门、各企业、各地区反映上来的问题，我们初步拟了一个方案。
方案分三个层面。”
“短期去库存。
对部分严重积压的产品，由国营商业系统按计划价收购，纳入国家储备。
同时，暂停或暂缓一批同质化严重的扩产项目。已经立项但尚未开工的，重新评估；已经开工的，适当延长工期。”
“中期优化结构。
重工业的产能不再扩张，重点转向技术改造、产品升级。
轻工业继续扩大产能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。
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重工业太重，而是轻工业还是有些跟不上国家的具体节奏。”
“长期产业升级。
投入更多资源，向高端制造、精密仪器、电子工业、化学工业、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倾斜。
德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领头羊，也要成为世界工业的领头羊，不能光靠产量，要靠质量。
靠别人没有的技术、别人造不出的产品、别人达不到的效率。”
托勒合上文件夹。
“这是初步的设想，具体方案需要各部门进一步细化。今天把方向定下来，该调整的调整，该转产的转产。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只要方向对了，慢一点没关系，总会走到。”
会议结束后，各部门负责人陆续散去。
托勒想起韦格纳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计划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、完善、发展。一成不变的计划不是好计划，能够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的计划才是好计划。”
这话是一九二五年在党校讲的，他当时就在台下，记得很清楚。
现在，十年过去了，形势又变了。
从战后恢复到初步工业化，从初步工业化到全面工业化，从全面工业化到现在的结构调整、转型升级——一步一个脚印，每一步都不容易。
托勒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百叶窗。
午后的阳光涌进来，刺得他眯了一下眼。
托勒关上窗户，拿起桌上那本红色封面的文件夹，走出会议室。
走廊里空荡荡的，经过韦格纳办公室时，他看见门开着一条缝，韦格纳正站在窗前望着窗外。他没有敲门，轻轻地走了过去。韦格纳听见脚步声转过身。
“托勒同志，会开完了？”
“开完了。”
“情况怎么样？说来听听。”韦格纳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。
托勒坐下，把会议的讨论和拟定的调整方案详细汇报了一遍。
韦格纳一直静静地听着，烟一支接一支地抽，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个字，没有打断他。托勒讲完后，韦格纳没有立刻表态。
他站起身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柏林的街景。
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前的广场上，一群少先队员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过马路，孩子们穿着白衬衫、蓝裤子，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。
“托勒同志，”韦格纳终于开口了。
“在。”
“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，我们搞社会主义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“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。”
“什么样的好日子？”
“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，看得起病，上得起学，老了有人养。”
韦格纳笑了笑。“这些我们现在基本做到了。那下一步呢？”
托勒沉默了一会儿。“让人民过得更有尊严，更体面，更有盼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