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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，柏林，经济人民委员会大楼。
会议室里坐满了人。
长桌两侧是各工业部门负责人、国家计划委员会专家、主要企业代表、工会经济顾问，以及从各州赶来的同志们。
窗外的阳光很好，但百叶窗拉了下来，只有几缕光从叶片缝隙挤进来，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亮纹。
主持会议的是经济人民委员弗里茨·托勒，他是去年接替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鲁道夫·希法亭的老人，四十七岁，统计学博士出身，战前在德意志帝国统计局干过八年。
革命后留任，从一个不起眼的科员，一步一步干到部门负责人、副委员，最后接替希法亭成为经济领域的掌舵人。
托勒的讲话言简意赅，不绕弯子。
“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议题：
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调整问题。
去年，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，今年上半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七点五。
增速在放缓，不是坏事，是基数大了。
问题是——我们的产能开始溢出了。
钢材、水泥、化肥、普通机床、基础化工产品——这些基础工业品的价格，已经连续十八个月走低。
部分产品甚至跌破了计划指导价的下限。”
托勒翻开面前的文件夹。
“情况是这样。去年，我们的粗钢产量达到两千八百万吨，
国内需求约两千三百万吨，出口约三百万吨。
出口不是问题，问题在国内——五百万吨产能‘闲置’。
当然不是真的闲置，是开工率不足。
我们调研了全国四十七家主要钢铁企业，平均开工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二。
水泥、化肥、普通机床的情况类似。
一方面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，住房建设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农业机械化都在快速增长，需求年年上升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的产能增长得更快。”
托勒把文件夹合上。
“这不是危机。这是成长的烦恼，是社会主义经济在高速发展后必然会遇到的瓶颈——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原来那种‘有什么计划什么、产什么分配什么’的粗放模式，就不够用了。
我们需要更精细、更均衡、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。”
托勒说完，重型机械工业局的负责人接着发言。
“托勒同志，我同意你的分析。
产能过剩是事实，成因比数据复杂。
不是需求不够，是结构错配。
“托勒同志，我同意你的分析。
产能过剩是事实，但成因比数据复杂。
不是需求不够，还有结构错配的问题。
我们的钢铁企业，百分之六十的产能集中在建筑用钢、普通型钢、线材这些低端品种。
高端合金钢、特种钢、冷轧薄板这些高附加值产品，我们当然能生产——我们的技术不比任何人差。
问题是，高端产品的产能占比太低。”
他翻开手中的资料。
“我们的工程师在十年前就攻克了特种钢的冶炼工艺，我们的冷轧设备也是世界一流的。
但建厂的时候，我们优先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。
普通钢材用量大、建设周期短、资金回收快，所以产能都往那边倾斜了。
现在有没有基本解决了，该想想好不好了。
普通钢材价格跌，是好事——说明我们用更少的资源满足了更多需求。
但高端产品的产能跟不上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，这就是短板。
我们不是不会造，是造得不够多。”
“我们的工程师同志们能设计出世界上最好的合金配方，我们的工人同志们能加工出精度最高的零部件，我们的设备也是世界一流的。
但现在，我们却要把一部分高端市场拱手让人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产能规划没跟上产业升级的速度。
这不能怪任何人——我们这十多年走得太快了，快到连自己都来不及回头看。
现在，该回头看看了。”
“我提个建议：
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半段调整的重点，不是压缩产能，是优化结构。
普通钢材的产能不能再扩张了，要稳定，甚至适当收缩。
腾出来的资源，集中投向高端品种——特种钢、合金钢、冷轧薄板、硅钢片。
我们不仅能造，而且能造得比任何人都好。
这样既不会造成大的失业波动，又能提高产业竞争力。
德国制造，不能只是量大，更要有质量。”
化学工业局的代表接着发言。
“化肥的情况，跟钢铁类似。我们去年生产了三百二十万吨，国内需求约两百八十万吨，出口约四十万吨。
产能利用率看起来不低，百分之八十七。
但我们的生产成本太高了。不是技术问题，是工艺布局问题。
我们现有的化肥厂，大部分是二十年代建的，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工艺。
十五年过去了，工艺在进步，我们的工厂却没跟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