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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想听。”
她清了清嗓子，轻轻地唱了起来。
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
她的声音很好听，虽然有些沙哑，虽然有些颤抖，但很好听。那是我听了十七年的声音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声音。
“我问燕子你为啥来，燕子说——这里的春天最美丽……”
我闭上眼睛，听着母亲的歌声，听着心电监护仪的嘀嗒声，听着窗外隐隐约约的鸟鸣声。
然后我睡着了。
这一次，我没有数心跳。
因为我知道，不管我数不数，它都在那里。
咚，咚，咚。
今天也在跳。
明天也会跳。
至少——明天应该还会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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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的第三天，方楠奕来了。
她站在病房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两个饭团——一个金枪鱼的，一个原味的。她的脸被冷风吹得通红，鼻尖红红的，嘴唇有些干裂。她穿着一件很薄的棉服，拉链坏了，用一根别针别着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我问。
“林栀告诉我的。”她走进来，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，“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
“不想让你担心。”
“你每次都这么说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冲，但眼眶红了，“你每次都‘不想让我担心’，但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担心。”
“对不起。”
“你不用道歉。”她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，“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以后你生病了，住院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要告诉我。不许瞒着我。”
我看着她的眼睛——那双深棕色的、像琥珀一样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只有一种坚定的、不容拒绝的“我要陪你”。
“好。”我说，“我答应你。”
“你发誓。”
“我发誓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从塑料袋里拿出那个金枪鱼饭团，撕开包装，递到我手里。
“吃饭。”
“好。”
我咬了一口饭团，米饭有些凉了，但金枪鱼的馅料还是好吃的。方楠奕坐在旁边，看着我吃，自己却没有吃。
“你怎么不吃？”
“我不饿。”
“你骗人。你从学校到医院，坐公交要一个小时，你肯定还没吃早饭。”
她没有说话。
“方楠奕，吃。”我把那个原味饭团递给她，“你不是说了吗，要好好吃饭。你让我好好吃饭，你自己也得好好吃饭。”
她接过饭团，沉默地吃了起来。
我们就这样，在病房里，安静地吃完了两个饭团。
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在地板上画了一个金色的方框。方楠奕坐在那个方框里，头发被阳光染成了浅棕色，侧脸的轮廓柔和得像一幅素描。
“方楠奕。”
“嗯？”
“谢谢你来看我。”
“不用谢。”她顿了顿，“我说过的，我会陪你。到最后一刻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也要答应我——到最后一刻之前，你不许放弃。”
“我没有放弃。”
“那你刚才在想什么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
“因为你的眼神。”她说，“你刚才看着窗外的时候，眼神很空。那种眼神我见过——在我自己身上。每次我想放弃的时候，就是那种眼神。”
我沉默了。
她说得对。我刚才确实在想一些不太好的事情——在想“如果这一次烧退不下去怎么办”，在想“如果心脏突然停了怎么办”，在想“也许就这样算了也挺好”。
“苏柠。”方楠奕的声音变得很轻，很柔，像冬天的阳光，不热烈，但温暖，“我知道你很累。我也知道，有时候你会想放弃。但你不能放弃。你还有很多人需要你——你妈妈，你爸爸，林栀，还有……还有我。”
她的声音在“还有我”这三个字上微微发颤。
“我需要你，苏柠。”她低下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“你不能走。至少……不能现在走。”
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。
不是悲伤，不是恐惧，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——大概是“被需要”的感觉。大概是“我的存在对某个人来说很重要”的感觉。
“好。”我说，声音哽咽，“我不走。至少现在不走。”
方楠奕抬起头，对我笑了一下。
那个笑容很淡，淡得像白开水。但它很真，真得像冬天里的第一场雪。
窗外，阳光正好。
病房里，两个女孩，一个约定，两个饭团。
这就是十七岁的冬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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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院那天，方楠奕来接我。
她站在医院门口，手里举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——“欢迎苏柠出院！”
牌子是用纸箱做的，上面用彩色笔画了花和笑脸。字写得很丑，歪歪扭扭的，但每一笔都很用力。
“你什么时候做的？”我问。
“昨天晚上。”她把牌子递给我，“送给你。”
“你花了多长时间？”
“三个小时。”
“三个小时？！”我看着那块牌子，纸箱的边缘有些毛糙，是用剪刀一点一点剪出来的。彩色笔的颜色有些花了，大概是她画的时候手出汗了。
“你为什么不买一个现成的？文具店有那种现成的欢迎牌。”
“买的不一样。”她认真地说，“买的是别人的心意。这个是我的。”
我的鼻子酸了一下。
“谢谢你，方楠奕。”
“不客气。”她拉起我的手，“走吧，我送你回学校。”
“你今天不上课？”
“请假了。”
“请假扣分吗？”
“扣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要请假？”
“因为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因为接你出院，比上课重要。”
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，笑了。
“方楠奕，你变了。”
“哪里变了？”
“你以前连跟人说话都不敢。现在你居然敢翘课了。”
“这不是翘课。”她纠正我，“这是请假。我写了假条的。林栀帮我交的。”
“那还是翘课。”
“……你非要这么说也行。”
我们并肩走在医院外面的路上。十二月的南城虽然不冷，但风吹过来还是有些凉。方楠奕走在我的左边，挡住了风的方向。
“方楠奕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为什么总是走在我左边？”
“因为左边靠马路。”她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，“车从左边来。我走左边，可以帮你挡着。”
我停下了脚步。
她也停了下来，转过头看着我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我笑了笑，继续往前走，“就是觉得……你真好。”
她的耳朵红了。
“别说了，走吧。”
“好。”
我们走得很慢。不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允许走快，是因为我想走得慢一点。想在这个冬天的阳光里，多待一会儿。想跟方楠奕并肩走在这条路上，多走一会儿。
因为我知道，这样的日子不多了。
不是很多了。
但没关系。
我还有现在。
现在，阳光很好。风很轻。方楠奕走在我左边，帮我挡着风。她的手很凉，但握得很紧。
这就是现在。
这就是我能拥有的、最好的现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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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，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很长的一段话。
“今天出院了。方楠奕来接我，举着一块自己做的牌子，‘欢迎苏柠出院’。字写得很丑，但很好看。她请了假来接我，说‘接你出院比上课重要’。她走在我的左边，因为左边靠马路。她说‘我走左边，可以帮你挡着’。”
“方楠奕，你知道吗，你已经在做心理咨询师做的事情了。你在照顾一个人。不是出于义务，不是出于同情，是出于……在乎。你在乎我。所以你会做那些很小很小的事情——帮我挡风，提醒我吃药，接我出院。”
“这些小事，对我来说，比任何大事都重要。”
“因为你让我觉得——我不是一个人。”
“方楠奕，谢谢你。”
“你还活着。我也还活着。我们都还活着。”
“这就够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