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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。南城的傍晚来得很晚，六月的太阳要到七点多才肯下山，所以四点钟的阳光依然毒辣，晒得柏油路面发软，踩上去像踩在橡皮泥上。
我穿着一件宽大的病号服走出住院部大楼，母亲拎着一个袋子走在前面，袋子里装着那束百合花和我的洗漱用品。父亲去开车了，他的车停在医院的停车场里，是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，开了八年了，车身上有几道刮痕，他一直没去修。
“妈咪，等等。”我叫住母亲，弯腰把病号服的裤腿卷起来——太长了，拖在地上，像一条尾巴。
母亲回过头来看我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秒，然后快步走过来，蹲下身子，帮我把裤腿卷好，又检查了一下上衣的扣子，确认每一颗都扣好了。
“晚上想吃什么？”她站起来，顺手帮我把额前的碎发别到耳后。
“红烧排骨。”
“好。”
“还有西红柿鸡蛋汤。”
“好。”
“还有……糖醋鱼。”
“好。”母亲笑了，笑意终于抵达了眼底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“你想吃什么，妈咪都给你做。”
我们走到停车场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把车发动了，空调开着，车里的温度比外面低了十几度。我拉开后座的车门坐进去，座椅的皮面有些破了，露出里面的海绵，但很干净，没有一丝灰尘。
母亲坐进副驾驶，系好安全带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系好安全带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我拉过安全带，扣好。安全带有些旧了，卡扣不太好使，我按了好几下才扣上。
父亲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挂挡，踩油门，车子缓缓驶出停车场。
路上很堵，南城的晚高峰来得早，四点半就开始堵了。父亲的车被夹在车流里，走走停停，像一条在浅水里挣扎的鱼。
我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的街景。
街道两边的店铺我都很熟悉——那家奶茶店，我初中时常去，一杯珍珠奶茶八块钱，珍珠很Q弹，但每次嚼珍珠的时候都会被母亲说“不消化”。那家文具店，我所有的笔记本和签字笔都是在那里买的，老板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，笑起来很和善。那家面馆，招牌是牛肉面，汤底很浓，牛肉很大块，一碗能吃到撑。
这些店铺都还在，跟一年前、两年前、三年前一模一样。招牌没换，门面没翻新，连门口那棵歪脖子树都没挪过地方。
但苏滢已经不在了。
我也不快不在了。
“柠柠。”母亲从前座递过来一个保温杯，“喝点水。”
我接过保温杯，拧开盖子，喝了一口。是红枣枸杞水，甜的，母亲在里面加了蜂蜜。
“妈咪，你说在学校里度日如年。”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笑话，一个只有我能讲的笑话，“你女儿我是不是可以活三百六十五年？”
母亲愣了一下，然后“噗”地笑出了声。
“什么歪理？”
“度日如年啊，一天相当于一年，那我活一年不就等于活三百六十五年了？”
“那照你这么说，你在学校待一年，回来我都老成老太婆了。”母亲笑着摇头，眼泪都被笑出来了——不，不全是笑出来的，有一部分是别的什么，被她巧妙地伪装成了笑出来的。
“那正好，妈咪，你一直想当老太婆，天天不用上班，在家跳广场舞。”
“臭丫头，谁想当老太婆了？”
“你啊，你上次不是说，等我和姐姐……”
我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等我和姐姐长大了，你就退休，在家跳广场舞。
这是母亲以前常说的一句话。她说的时候总是笑着的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，语气里带着一种笃定的、不容置疑的期待，好像“等我和姐姐长大了”是一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像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自然。
但现在，“姐姐”已经不在了，“我”也快不在了。
“等我和姐姐”这五个字，已经变成了一句空话，一个再也不可能实现的假设。
车厢里安静了几秒。
父亲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开口。母亲转过头去看窗外，窗外的街景在倒退，她的侧脸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，轮廓柔和得像一幅水彩画。
“妈咪。”我打破了沉默，用了一种尽可能轻松的、甚至有些欠揍的语气，“要不你练个小号吧，这样……”
“啪。”
母亲一巴掌拍在我的头上。
那一巴掌很轻，轻得像一片落叶砸在头顶，甚至连头皮都没有发麻。但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物理意义——它在说：不许胡说八道。
“苏柠！”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半个调，但尾音是颤的，“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……”
“就什么？”
“就不给你做红烧排骨了。”
“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我闭嘴。”我举起双手做投降状，脸上笑得夸张，但笑容的底下是什么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她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拉起我的手，攥在掌心里，攥得很紧。她的手心还是凉的，但指尖有了一些温度，大概是因为车里开了暖风——不，是冷风，六月的车里不可能开暖风。那温度是从哪里来的？
大概是心跳。
母亲的血液流到指尖，把她的体温传递给我，像是在说：你看，我的血还热着，你的血也还热着，我们都还活着。
活着就好。
哪怕只剩下一年。
车子拐进了一条窄巷子，巷子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，晾衣绳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床单和内衣，在风里飘来飘去。
我们家住在巷子的尽头，一栋六层老楼的五楼。没有电梯，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，但感应器不太灵敏，经常要跺好几下脚才会亮。
父亲把车停在楼下的车位上——其实不是正规的车位，就是一块被居民们默契地空出来的空地，地上用白漆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框，框里的“停”字已经模糊得只剩一个“亻”了。
“到了。”父亲熄了火，解开安全带，但没有立刻下车。他坐在驾驶座上，两只手还握着方向盘，像是在握着什么重要的东西，舍不得松开。
我推开车门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六月的南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，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油烟的味道，混着远处某户人家炒菜的葱花味。
“走吧，上楼。”母亲拎着袋子走在前面，步伐很快，一步两级台阶。
我跟在后面，走得很慢。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我想记住这条楼梯——从一楼到五楼，一共八十八级台阶。我在这个家住了十七年，走了无数次这条楼梯，但从来没有数过有多少级。
今天数了。
八十八级。
一个很吉利的数字，但放在我身上，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。
推开家门的时候，一股熟悉的、混合着洗衣液和旧家具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客厅不大，二十来平米，摆着一张沙发、一个茶几、一个电视柜和一台三十二寸的液晶电视。电视柜上摆着几张照片——有我满月时的，有苏滢小学毕业的，有一家四口的全家福。
全家福里的苏滢十三岁，我九岁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扎着马尾辫，笑得很灿烂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。我被她搂在怀里，表情有些呆滞，像是在发呆。
那是我和苏滢最后一张合影。
我走到电视柜前，拿起那张全家福，用手指擦了擦相框上的灰尘。灰尘很薄，但擦了之后玻璃上留下了一道痕迹，像眼泪干了之后的白印。
“柠柠，别站在那儿了，去换衣服。”母亲在厨房里喊，水龙头的声音哗哗的，她已经开始准备晚饭了。
“好。”
我走进卧室——苏滢以前的卧室。门后面还贴着她喜欢的明星海报，是一个现在已经过气的男歌手，烫着爆炸头，穿着皮夹克，表情冷酷。海报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，露出底下淡蓝色的墙漆。
书桌上摆着一盏台灯，灯罩是粉色的，开关是一个小兔子的形状。笔筒里有几支干了的签字笔和一支削了一半的铅笔。抽屉里放着苏滢的旧笔记本，翻开第一页，是她歪歪扭扭的字迹：
“我叫苏滢，今年十三岁，我的妹妹叫苏柠，今年九岁。我最喜欢的人是妈妈，第二喜欢的人是爸爸，第三喜欢的人是妹妹。”
第三喜欢。
我笑了一下，眼泪掉在了笔记本上，把“妹妹”两个字洇湿了。
苏滢，你这个排位我可记着呢。
我合上笔记本，放回抽屉里，然后打开衣柜，找了一件自己的T恤和牛仔裤换上。T恤是白色的，胸前印着一只卡通猫咪，牛仔裤是浅蓝色的，膝盖处磨白了一块。
换好衣服后，我走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打开了电视。电视上在放一个综艺节目，几个明星在台上嘻嘻哈哈地做游戏，笑声是后期配的，每隔几秒就“哈哈哈”一阵，听起来像一群被按了开关的玩具。
我换了几个台，不是综艺就是电视剧，不是电视剧就是新闻，不是新闻就是广告。最后我把电视关了，靠在沙发上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
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，从灯座延伸到墙角，像一条干涸的河流。我盯着那道裂缝，想象它是一条路，通往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。
那个地方没有苏家的诅咒，没有遗传病，没有十八岁的大限。所有的女孩都能平平安安地长大，变老，长出白发和皱纹，然后在某一天，在一个被家人围绕的温暖的床上，安详地闭上眼睛。
而不是在ICU里，被白布盖着推出去。
“柠柠，吃饭了。”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，打断了我的幻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