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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想起郝楠仁记忆中那些更激烈的言辞，但强行压制住了，转而说道：
“演讲的技巧，在于打动人心。
而最打动人的，或许不是华丽的辞藻，而是真实的情感和迫切的思考。
今日，我在此冒昧陈词，并非擅长演讲，只是想……只是想发出一个同龄人、一个普通学生内心的困惑与呼喊：
我们该如何自处？
我们该走向何方？”
他的即兴演讲结束了，不算长，甚至有些词不达意，逻辑也未必严谨。
但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、困惑与隐隐的激愤，却通过他并不算激昂但足够清晰的话语，传递了出去。
台下静默了数秒，随即，响起了掌声。
起初是零星的，继而变得热烈。
许多同学的脸上，露出了深思和动容的神色。
那位校友也微微颔首，露出赞赏的目光。
周世铭也鼓着掌，但嘴角那抹惯有的笑意，却似乎带着几分玩味和审视。
马文冲看着台上的林怀安，眼神明亮。
刘明伟则使劲拍着巴掌，一脸激动，仿佛演讲的是他自己。
林怀安走下台，回到座位，心还在怦怦直跳。
他不知道自己这番话会带来什么，只是觉得，有些话，憋在心里太久了，不吐不快。
傍晚，放学回到宿舍。
喧嚣退去，独自面对昏黄的灯光和冰冷的四壁，白日的种种——月考的成绩、演讲时的冲动、同学们复杂的目光——都沉淀下来，化作一种更加深沉、也更加私人化的心绪。
他想起了家。
想起了，牺牲在长城古北口的三叔林崇岳。
那个记忆中爽朗、总喜欢把他扛在肩头、教他认字、最后义无反顾踏上征途的年轻军官。
三叔牺牲的消息传来时，他尚在少年，只觉天塌地陷，却哭不出来。
后来追赠的陆军少校军衔，冰冷的抚恤，族人的叹息，都成了心底一道永难愈合的伤。
他铺开信纸，提笔蘸墨，想给老家写信，汇报近况，报个平安。
可笔尖悬在纸上，良久，却不知如何落下。
报告月考成绩？
国文历史尚可，数学不佳，这有何值得说道？
诉说心中苦闷？
对时局的忧虑，对前途的迷茫，对所学是否有用的怀疑……这些沉重的话题，如何向年迈的祖父母启齿？
徒增担忧罢了。
他眼前浮现出祖父佝偻的身影，他们在田间地头操劳，在油灯下缝补，最大的期盼，恐怕就是他能用功读书，将来考个好学堂，谋个稳当差事，光宗耀祖，安稳一生。
可他自己心中的波涛，与这份最朴素、最沉实的期望之间，似乎隔着千山万水。
最终，他落笔，写的也只是最寻常的话语：
“祖父大人膝下：敬禀者，孙儿在平一切安好，学业尚顺，勿念。
近日月考已毕，各科平稳，师长要求日严，自当努力。
北平秋深，寒气渐重，望二老保重身体，添衣加餐……”
写到此，他停住了。
千言万语，堵在胸口，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那些关于长城、关于协定、关于军训、关于演讲、关于内心无尽彷徨与微弱呐喊的种种，都无法付诸这薄薄的信笺。
他忽然想起，似乎应该去祭奠一下三叔。
三叔的灵位，在北平地安门外大街以西昭忠祠，他知道，牺牲的军人千千万万，三叔只是其中一个。
他的血，洒在了古北口的冷口上。
而自己，却在这里，为了一次月考的分数，为了一次冲动的演讲，为了不明的前途而辗转反侧。
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
杜甫的诗句，无比沉重地压在心头。
三叔是英雄吗？
或许在许多人眼里，他只是无数牺牲者中的一个。
但对自己而言，他是亲人，是记忆中温暖的片段，也是一座沉默的、血染的丰碑。
这封信，终究没能写下去。
他收起信纸，吹熄了灯，和衣躺在床上。
窗外，是北平无边的秋夜，寒冷，寂静，深不可测。
而年轻的心，在成绩、演讲、家国、亲情的多重漩涡中，载沉载浮，寻找着或许并不存在的方向。
明天，太阳照常升起，课程照旧，训练继续。
但有些东西，已经在这沉默的秋夜里，悄然改变，破土，生长。
次天下午。
秋日的阳光，透过高窗斜斜地照进教室，在磨得发亮的木质地板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，空气中浮动的微尘在光柱中清晰可见。
空气里还残留着午后的慵懒气息，但高三甲班的学生们，却不得不打起精神，面对每周一节、常常引发各种微妙气氛的课程——“党义”，即三民主义读本。
授课的是一位姓胡的教员，约莫四十多岁，穿着熨烫整齐的灰布长衫，面容清癯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举止间带着一种旧式文人特有的矜持与刻板。
他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教材的忠实讲授者，讲课一板一眼，引经据典，却也难免带着几分照本宣科的枯燥与官样文章的陈腐。
今天讲解的内容，是“民生主义”中关于“节制资本、平均地权”的部分，涉及到社会制度的一些基本理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