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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其二，过分强调竞争、斗争，忽视合作、互助、道德、情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之作用。”
胡先生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回响，“人类自猿人进化而来，固有其生物性一面，竞争以求存。
然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，更在于能结群而居，互助合作，创造文明，讲求仁义道德。
若一切皆以‘竞争’、‘淘汰’为唯一准则，则人伦何存？
礼义何在？
‘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’，此禽兽世界之法则，岂可全然奉为人类金科玉律？
我儒家讲‘仁者爱人’，讲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；西方亦有人道主义、博爱精神。
此皆人类超拔于纯粹生物性之明证，岂可因‘天演’一语而尽弃？”
“其三，”
胡先生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“进化论”三字旁，写下了“线性”、“必然”、“目的”几个词，“对‘进化’之理解，往往带有强烈的‘线性进步’观和‘目的论’色彩。
认为历史必然由坏到好，由落后到先进，且有其预定之目的与方向。
此观念，固能鼓舞人心，予人以希望。
然则，历史果真如此简单、如此乐观吗？
观我中华近百年历程，变法、革命、共和、复辟、军阀混战、外患频仍……曲折反复，何尝有一目了然之‘进步’坦途？
将复杂之历史进程，简化为单向度之‘进化’，恐有失之机械、忽略具体历史条件与偶然性之弊，甚或导致为达所谓‘进步’目的而不择手段之激进与狂热。”
胡先生的剖析，如同精细的手术刀，一层层剥开“天演论”华丽而激昂的外衣，显露其内在的理论张力、思想陷阱与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。
林怀安听得心潮起伏，既有茅塞顿开之感，又生出更深层次的迷茫。
原来，那激励了数代人的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更非救国图存的唯一良方。
它是一把双刃剑，既能斩断愚昧麻木，也可能伤及自身肌体；既能唤起自强精神，也可能导向冷酷的强权崇拜和绝望的民族自卑。
“那么，先生，”
一个学生忍不住举手发问，是平时喜欢刨根问底的王大珩，“依您之见，达尔文的进化论，或者说严复先生介绍的‘天演论’，对于今日之中国，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？
我们该如何看待它？
救国之道，又在何方？”
这个问题，问出了许多学生的心声。教室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胡先生身上。
胡先生没有直接回答，他走回讲台，拿起茶杯，慢慢呷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水，方才缓缓道：
“吾非政论家，亦非革命家，只是一教书匠，授生物学而已。
于救国大道，岂敢妄言？
然，以学理观之，或可有一二陋见，供诸君思辨。”
“达尔文进化论，作为科学理论，揭示了自然界生物发展之规律，其科学价值，毋庸置疑。
严复先生译介《天演论》，于当时唤醒国人，其历史功绩，亦不可没。
然，科学是科学，思想是思想，应用是应用。
三者不可混淆。
将生物学规律简单套用于人类社会，已属‘误用’；再将此‘误用’之理论奉为救国不二法门，则更成问题。”
他放下茶杯，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困惑的脸：
“救国之道，千头万绪，非一课所能尽言。
然窃以为，首在‘认识自己’。
既认识我国积弱之由——文明不如人，非仅器不如人，亦在制度之弊、思想之锢、民智之未开、民力之未聚；亦认识我国可恃之长——数千年文化积淀，非无优秀遗产；亿万民众，非无抗争精神。
‘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’ 老子此言，可深味之。”
“其次，在于‘博采众长，择善而从’。
西方之科学与民主，固当学习；然其社会达尔文之流弊，亦当警惕。
我国传统之道德人伦，固有糟粕需摒弃；然其中维系社会、安顿人心之精华，岂可一概斥为‘落后’而弃之如敝屣？
‘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’ 然攻玉之目的，在成我之美玉，非将我自身之璞玉，尽数磨为他山之石。”
“至于竞争与合作，自强与道德，救亡与启蒙，此皆非二元对立，实乃一体之两面，需在具体情境中权衡把握。
‘极高明而道中庸’， 或许，救国之路，正在这看似矛盾的两极之间，寻找那艰难而危险的平衡点。”
胡先生最后说道：
“今日讲进化论，非为给出答案，实为提出问题。
望诸君能明辨‘天演’学说之本来面目与其在华之流变，能理性看待其功过是非。
‘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’
对任何理论，无论是舶来品，还是祖传宝典，皆需以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，审慎思辨，明辨取舍。
救国之路，道阻且长，然‘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’， 这‘求索’之主体，终是你们每一位青年自己。
望诸君，勿为简单之口号所惑，勿为激进之潮流所裹挟，脚踏实地，独立思考，方是根本。”
下课铃声恰在此时响起。
胡先生合上教案，微微颔首，缓步走出教室。
留下满室沉思的学生。
林怀安坐在座位上，久久没有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