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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过了几年，因前任科长调任，加之他在几次学生闹事处理、经费核算中表现出难得的细致和稳妥，上司赏识，同僚间也无太大反对，这才在去年，也就是1932年，被擢升为第三科科长，主管庶务、会计、出纳及部分学产管理——一个事务繁杂、油水不多但责任不小的位置。
在祖父和海淀镇林家亲友眼里，这就已经是“光耀门楣”的大出息了。
能凭读书考学，不靠祖荫（林家也无荫可庇）不靠巨款捐纳（林家也捐不起大官），在堂堂北平市政府里做个正经的科长，管着一摊子事，月月有稳定的“官俸”可拿，这就是老林家几代人“诗书传家”结出的最实诚的果。
更别提，还在北平城里、紧挨着教育部衙门的“教育部街”上，有了这么一座独门独院的宅子。
每次林崇文回乡省亲，镇上的乡绅、族老们都会高看一眼，言语间满是羡慕与恭维。
这宅子，不仅仅是住所，更是林家在从“乡下土财主”向“城里体面人家”跃升过程中，最直观、最硬气的一块招牌。
傍晚的街上很安静，只有几户人家门口亮起了电灯，昏黄的光晕在渐浓的暮色中晕开。
隔壁院里传来留声机咿咿呀呀的唱腔，是梅兰芳的《贵妃醉酒》，给这静谧的街巷添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浮华气息。
林怀安付了车钱，提着藤箱，站在门前，竟有些恍惚。
不过离开一个半月，这熟悉的门庭却让他感到一丝微妙的疏离。
门里是他循规蹈矩、被父亲规划得清晰明确的人生轨迹，而门外，是他刚刚经历的、混杂着乡土苦难、市井算计与国族危亡气息的驳杂世界。
两者之间，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。
他定了定神，抬手叩响门环。
“谁呀？”
门里传来一个中年妇人的声音。
父亲林崇文只是市政府里一个谨小慎微的科长，薪俸有限，家里用不起全职的管家仆人，只请了一位姓王的妈子，每日白天来帮忙洗衣做饭、打扫庭院，晚上便回自己家去。
“王妈，是我，怀安。”
“哎呀，是少爷回来了！”
门吱呀一声开了，王妈那张圆润朴实的脸出现在门后，满是笑意，“老爷太太念叨一天了，快进来！
太太在厨房盯着火呢，说给您炖了汤。”
林怀安跨过门槛，熟悉的庭院映入眼帘。
院子不大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正房三间，东厢房是父亲的书房兼偶尔的客房，西厢房是厨房和堆放杂物的屋子。
没有影壁，进门便能看到正房门口那棵有些年岁的石榴树，此时已挂了果，沉甸甸地压在枝头。
一切都和离开时一样，透着一股中下层官吏家庭特有的、精心维持的体面与清寂。
“怀安？”
继母王氏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
她穿着半旧的阴丹士林布旗袍，头发在脑后挽了个简单的髻，脸上带着操劳惯了的、温柔而略显疲惫的神色，看到儿子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“可算回来了！瘦了些，在海淀吃了不少苦吧？
瘦了，也黑了。在铺子里吃了不少苦吧？你二叔也真是的，让你干那些粗活……”
“娘，我不苦，二叔和婶子都很照顾我。”
林怀安忙道。
“汤马上就好，一会就吃饭，你爹在书房，快去见见，这一身尘土。”
王氏推着他往正房方向去，又对王妈吩咐，“王妈，把少爷的箱子拿屋里去，再把那盆热水端来，让少爷擦把脸。”
林怀安知道母亲的脾气，便不再坚持，转身向东厢房走去。
父亲林崇文的书房门虚掩着，里面透出灯光和淡淡的烟丝味道。
父亲偶尔会抽一袋水烟，那是他少有的、略显奢侈的嗜好，通常只在深思或疲惫时才用。
林怀安在门口站定，抬手，轻轻叩门。
“进来。”
父亲的声音平稳地传出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
推门进去，父亲正坐在书桌后的藤椅里，就着那盏绿色玻璃罩的台灯看一份文件。
灯光下，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中山装——这是他在市政府里的标准装扮，既不过时，也不出挑，符合他低调谨慎的性子。
他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，眉头微蹙，似乎在斟酌文句。
听到林怀安进来，他放下文件，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眉心。
“父亲，我回来了。”
“嗯，坐。”
林崇文指了指书桌对面那把榆木椅子，语气平淡，是惯常的父子相处模式。
林怀安坐下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。
一个半个月的分别，隔开的似乎不仅是时间，还有经历带来的无形沟壑。
他想说北安河的见闻，想说铺子里的风波，想说报纸上那血腥的消息，但话到嘴边，又觉得这些沉重驳杂的东西，与书房里这安静到近乎凝滞的空气格格不入。
林崇文也没有催促，只是拿起桌上的白铜水烟壶，慢条斯理地装上一小撮烟丝，用纸媒子点燃，咕噜咕噜地吸了一口。
淡淡的青烟袅袅升起，模糊了他脸上惯有的那种谨慎而略显严肃的神情。
“在海淀这一个半月，感触颇深吧？”
还是林崇文先开了口，语气像是上级询问下属的工作，带着一种程式化的关心。
林怀安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讲述。
他讲得比在母亲面前更条理些，也更克制些，但那些核心的见闻与冲击是无法掩饰的：北安河赤贫的震撼与“识字班”的天真挫败，铺子里银钱往来的算计与人情世故的冷暖，同行竞争的暗流，以及今日报纸上那触目惊心的密云惨案。
他努力想让自己的叙述显得客观，但说到铁柱家被高利贷逼迫的绝望，说到“哭婆”演技下的算计，说到那“二百五十多”这个数字时，声音仍不免微微发颤，放在膝上的手也不自觉地握紧。
林崇文静静地听着，偶尔吸一口水烟，烟雾后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儿子，没有打断，也没有流露过多的情绪，仿佛在听下属汇报一件棘手的公务。
只有当林怀安提到“福瑞祥”钱掌柜上门施压时，他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；提到密云惨案时，他拿着纸媒子的手停顿了片刻。
林怀安讲完了，书房里只剩下水烟壶里液体翻滚的咕噜声，和窗外偶尔传来的、极远处的市声。
沉默在蔓延，但这次的沉默，与以往父子间因隔阂而无话可说的沉默不同。
这次的沉默里，流淌着林怀安那些未经完全消化的震撼、困惑与寻求答案的渴望，也沉淀着林崇文数十年来在宦海与俗世中沉浮所积累的、复杂而审慎的思量。
“铁柱家那五块钱，后来如何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