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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黄把第十七片落叶叼到门坎上之后，天就黑了。巷子里的灯一盏接一盏地灭，最后连老赵家那盏通宵亮着的门灯也灭了——老赵的儿媳妇上周生了孩子，这几天顾不上换灯泡。阿黄趴在黑暗里，尾巴搭在台阶上，耳朵竖着，像一个被遗忘了关掉的雷达。
它没有等到老李。
但它等到了隔壁的张婶。
张婶端着一个搪瓷碗推开院门的时候，阿黄的尾巴在台阶上敲了两下。不是那种见到老李时的狂摇——那种摇法是从屁股到尾巴尖整个身体都在晃，像一根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狗尾巴草——而是一种克制的、礼貌的摆动，幅度很小，只限于尾巴尖。它知道张婶是好人，给它端过很多碗粥，蹲在它面前说过很多话。但好人归好人，不是老李。
张婶把碗放在阿黄面前。今天是白粥，加了碎肉末，上面还卧了半个咸鸭蛋。阿黄低头闻了闻，没动。张婶在门坎上坐下来，叹了口气。她已经习惯了阿黄不吃第一口，每次都要她在旁边坐一会儿，说几句话，阿黄才会慢吞吞地把嘴伸进碗里。
“你这条狗啊，比人还倔。”张婶伸手摸了摸阿黄的背。她摸得很小心，怕碰到阿黄背上那几块因为长期趴在石阶上磨出来的秃斑。“老李走了快两个月了，你天天趴这儿等，等什么呢？他不会回来了，你明不明白？”
阿黄的耳朵动了一下。它听到了“老李”两个字，尾巴敲台阶的频率快了一拍，但很快又慢下来。因为张婶的语气不对——老李每次叫它的时候，声音是往上扬的，像扔出去一个球，等着它接住。张婶说“老李”的时候，声音是往下掉的，像球掉在地上，没有人去捡。
它低头开始吃粥。
吃得很慢。一粒一粒地嚼，像是在用牙齿数这碗粥里有多少粒米。以前老李喂它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以前老李端着碗蹲在它面前，它会把整张脸埋进碗里，吃得呼噜呼噜响，粥溅得到处都是，老李就笑它“饿死鬼投胎”。那时候吃饭是本能，现在吃饭是任务。它知道不吃会饿死，但它不知道饿死了之后还能不能等到老李。
张婶看它开始吃了，就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，回自己屋里去了。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阿黄趴在台阶上的背影，瘦得肋骨都看得见了。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关上门的动作很轻，像是怕惊碎什么东西。
夜里起了风。秋天的风没有方向，一会儿从巷口灌进来，一会儿从屋顶压下来，把老槐树上残存的那几片叶子吹得哗啦啦响。阿黄把身体蜷成一个球，鼻子埋进尾巴里，闭上眼睛。它的耳朵还在动——不是听到了什么，是风太大，吹得耳朵不舒服。
它开始做梦。或者说，不是梦。是一种半梦半醒之间的状态，身体在石阶上趴着，脑子却在到处走。它走到老李的床前，床上空荡荡的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边上放着老李的老花镜。它走到厨房，灶台上落了灰，那个打火灶再也没响过。它走到藤椅前，藤椅在风里晃，坐垫上那片落叶已经被吹走了。它走到巷口，巷口的路灯坏了半个月了，没人修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然后它醒了。
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噩梦，是因为听到了一个声音。那个声音很远，远到正常人根本听不见，但阿黄不是正常人。它是狗。它的耳朵能听到五十米外一只老鼠在啃木头，能分辨出巷口同时走过来的三个人的脚步声分别是谁，能在十几种混杂的气味里准确嗅出老李那件蓝布褂子的味道。所以它听到了——不是脚步声，不是藤椅响，不是风吹门板的吱呀声。是一种更轻、更细、更不可能被人类察觉的声音。那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。
阿黄猛地站了起来，四条腿因为长时间蜷缩而发麻，后腿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，但它顾不上。它冲到院门口，尾巴摇得像一面风中的旗，鼻子在门缝上疯狂地抽动，喉咙里发出一连串急促的呜咽声。那个声音它太熟悉了——老李每次从外面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掏钥匙。掏钥匙的声音和插钥匙的声音之间大概隔三秒，老李掏钥匙总是掏不准，因为他的裤兜里还有一把螺丝刀和一卷电工胶布，钥匙总是被缠住。
可是今天那个声音只响了一下就停了。
阿黄站在门口，尾巴渐渐慢下来，最后完全停住。不是老李。是老赵的儿子从医院回来了——老赵的儿媳妇生了，母子平安。凌晨两点，小刘骑着自行车去报喜，链条掉了好几次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划破了整条巷子的安静。但这些声音跟阿黄没有关系。它重新趴回台阶上，把下巴搁在爪子上，眼睛睁着，盯着门缝外面的那片黑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