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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特轿车驶出了机场。
余则成坐在后座右侧，吴敬中坐在左侧。中间隔着一个公文包和一条毛毯。副官坐在副驾驶，脊背挺得笔直。
“天津的冬天可比重庆冷多了。”吴敬中搓了搓手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铜质暖手炉，递了过来。“来，用这个。我专门让人灌好的炭。”
余则成接过暖手炉。“谢谢站长。”
“别叫站长，生分。”吴敬中摆了摆手。“叫老吴就行。我和你吕处长……”
他顿了一下。
“你吕处长以前是我老同学。黄埔六期的同班。那时候我们俩天天一块儿吃食堂，抢最后一个馒头。”
余则成注意到了“以前”这两个字。
吕宗方已经死了。这是军统内部公开的信息。南京行动中阵亡。余则成亲眼看着他断气的。
“吕处长是我的恩师。”余则成说。声音平稳。“他教了我很多。”
“是啊。宗方那个人，本事大，脾气也大。”吴敬中叹了口气。像是在怀念一个老朋友。“可惜了。”
车子拐上了大沽路。
余则成透过车窗看着天津的街景。和重庆完全不一样。重庆是山城，到处是坡和雾。天津是平的。街道宽阔，两边是西式的洋楼和日式的商铺。法租界、日租界、英租界，一条街上能看到三种路牌。
“则成，你看这车。”吴敬中突然拍了拍前面的仪表盘。“美国货。斯蒂庞克1940款。八缸发动机。天津站就这一辆。”
余则成看了一眼。车内的真皮座椅，仪表盘上的镀铬指针，方向盘上的木质纹理。确实是好车。
“好车。”他说。
“好车是好车。”吴敬中的表情突然变了。带上了一丝苦笑。“可你知道局里拨给天津站的经费是多少吗？一个月三万法币。三万！连人员工资都不够发。电台坏了没钱修，汽车抛锚了没钱换零件，连特情费都要我自己垫。”
他看了余则成一眼。
“你说说看，这仗怎么打？”
余则成听出了弦外之音。
吴敬中不是在诉苦。他是在试探。
试探余则成有没有带着戴笠的“尚方宝剑”来查账。试探这个年轻的中校是来“帮忙”的，还是来“摘桃子”的。
“站长……老吴。”余则成斟酌了一下用词。“我在重庆的时候，也见过不少这种情况。上面拨款少，下面开支大。这不是哪个站的问题，是整个军统的通病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来天津，就一个目的。把机要室的烂摊子收拾好。让电台能正常工作，让密码能及时更新。别的事，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。”
吴敬中的眼睛眯了一下。
“好。好好好。”他连说了三个好字。脸上的笑意明显真诚了几分。“则成你这个人，敞亮。”
车子开进了法租界。在一栋三层洋楼前停了下来。门口挂着一块铜牌：起士林西餐厅。
“走。先吃饭。”吴敬中推开车门。“天津的起士林，不比重庆的差。”
起士林餐厅的二楼包间。
墙上挂着油画。桌上铺着白色桌布。银质的刀叉摆放得整整齐齐。暖气烧得很足。
吴敬中点了两份牛排，一瓶法国红酒。
“则成，尝尝这个酒。三八年的波尔多。天津沦陷以后，法国人撤走的时候留下来的。市面上买不到。”
余则成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。
他注意到吴敬中点菜的时候，服务员对他毕恭毕敬。显然是常客。
“老吴，您在天津多少年了？”余则成问。
“三年了。”吴敬中切了一块牛排。“三七年天津沦陷以后，局座就派我来了。那时候天津站才六个人。现在也就二十来个。比起重庆，小庙一座。”
他嚼着牛排，忽然问了一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