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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人隔着方桌对视。
教书先生没有说话，先把怀表放在了桌上。他的目光从余则成的脸上缓缓扫过，像是在读一篇文章。
“坐。”
余则成坐下了。
沉默持续了大约十秒。屋子外面传来当铺伙计拨弄算盘珠子的声音。
“你是军统的人。”教书先生开口了。不是疑问句。
“曾经是。”
“曾经是和现在不是，中间差了多少条人命？”
余则成没有回避这个问题：“差了一条。我恩师的命。”
教书先生的眼睛眯了一下：“你说的恩师是谁？”
“你手里那块表的主人。”
教书先生低头看了看怀表。他把表翻过来，用指甲轻轻摩挲了一下背面刻着的两个字。
深海。
“这两个字，”教书先生抬起头，“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知道。”余则成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他临走之前告诉我的。”
“他还告诉你什么了？”
“他说，延安。”
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，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。
教书先生的手指停住了。
他抬起眼睛看着余则成。那目光不再是打量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审视。像是在看一个人的灵魂够不够资格说出这两个字。
“你为什么要找我们？”
“因为我没有别的路了。”余则成说，“也因为我不想再走别的路了。”
“说得好听。”教书先生端起茶壶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没有给余则成倒，“军统的人，嘴上功夫都好。你怎么证明？”
余则成从怀里掏出了第二样东西。
那本1940年的旧日历。封面卷了边，折角的那一页已经被取走了。但日历的背面，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。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。”
教书先生接过日历，翻了翻。他认出了这行字的笔迹。
“这本日历，是左蓝同志交给你的。”他说。
余则成微微一怔。
同志。他叫左蓝“同志”。
这意味着教书先生知道左蓝的身份。也意味着这条联络线是真的。
“我不能立刻相信你。”教书先生把日历和怀表一起收了起来，“这些东西需要核实。你回去等消息。三天之内，如果我没有再联系你，你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。”
余则成点头：“我明白。”
“你的藏身点安全吗？”
“目前是安全的。”
教书先生站起来。他走到帘子边，又停下脚步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他没有回头，“你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到处走动。日本人的搜捕还没有结束。你的脸虽然没有登上通缉令，但军统的人如果还活着，他们会认识你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教书先生掀开帘子走了出去。破旧的长衫在帘子边晃了一下，消失了。
余则成一个人坐在那间小屋里。凉茶还在桌上。他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茶是冷的。但喉咙里涌上来一股热意。
他不知道这股热意是因为茶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。
余则成从当铺后门出去，沿着小巷绕了三个弯才回到穿城巷。
刀疤脸在地窖门口等着。
“怎么样？”
“等消息。”余则成钻进了地窖。
他靠着墙壁坐下来。黑暗重新包裹了他。
三天。
他只需要等三天。
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巷子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刹车声。紧接着是急促的皮靴踩踏石板的声音。
很多双皮靴。
然后是日语的吼叫声。尖锐。暴躁。夹杂着铁器碰撞的声音。
刀疤脸的脸色变了。
“日本人。”他趴在木板缝隙往外看，声音发紧，“一个小队。十几个人。挨家挨户在搜。”
余则成的手伸进了口袋。口袋里只有一把从军统杀手那里缴获的匕首。
大搜捕，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