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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不想昏迷以后再死。”
林长生的目光沉了下来。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陶知看着他，声音很轻，却说得清楚。
“我想在清醒的时候和儿子告别。”
“然后主动结束。”
窗外雨声落在玻璃上，细密而连续。
林长生终于明白，他说的主动结束是什么意思。
“你想申请安乐死。”
“对。”
“国内法律不允许。”
“我知道现在不允许。”
“医院不能实施，医生也不能帮助你实施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陶知没有争辩，只是平静地看着林长生。
“所以我才来问你。”
“不是让你违法。”
“我只是想知道，有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决定最后一刻。”
林长生的眉头紧紧皱起。
“你现在仍然清醒，但缺氧、疼痛和恐惧都会影响判断。”
“所以我想趁现在清醒，把决定说清楚。”
“决定不能超过法律边界。”
“那就请你告诉我，法律允许我做什么。”
这句话落下后，林长生许久没有开口。
他见过太多患者求生，也见过太多家属在病床前崩溃。
可一个人在还清醒时主动规划死亡，并且把器官捐献和家庭告别放在一起，他还是第一次遇见。
“我会请法律顾问、伦理专家和红十字会一起评估。”
“你愿意吗？”
“愿意。”
“在结果出来之前，不做任何不可逆决定。”
陶知点头。
“可以。”
“我也会如实告诉你的家人。”
“别替我说。”
陶知看着病房门。
“让我自己说。”
林长生起身，替他重新调整靠枕。
“今天先把呼吸稳定下来。”
“林医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”
“你是患者。”
“患者也会给医生添麻烦。”
“那就按流程处理。”
陶知微微笑了。
“你还是这句话。”
“按规矩来，不是添麻烦。”
门外，陶远正在低声安慰母亲。
林长生走出去后，没有立即告诉他们全部内容。
他只说陶知病情恶化，需要重新住院观察，并且有重要的个人意愿要在清醒状态下表达。
陶远看向病房。
“是我爸自己说的吗？”
“是。”
“那我进去听。”
“先等他休息十分钟。”
林长生拿出手机，联系赵广平启动院内伦理讨论，同时向县卫健系统报告情况。
这一次，他没有直接给出治疗方案。
因为摆在面前的，已经不只是一个患者该不该继续用药的问题。
而是一个清醒的人，能否决定自己的死亡，以及死亡之后的身体该如何帮助别人。
夜色降临时，雨还没有停。
林长生站在住院部走廊尽头，拨通了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电话。
“我是清溪镇中医院的林长生。”
“这里有一名晚期肿瘤患者，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完成器官捐献。”
“同时，他提出了安乐死请求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。
“林医生，这个问题需要多部门共同介入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“患者是否存在意识障碍，是否受到家属或经济因素胁迫？”
“目前神志清楚，表达连续，家属尚未参与决定。”
“那就先保护患者自主表达的空间。”
林长生看着窗外的雨幕。
“请你们尽快来。”
“我们明天一早到。”
挂断电话后，他又联系了法律顾问和省级伦理专家。
所有人都给出了相似的回答。
不能主动结束患者生命。
但患者有权拒绝无意义的过度抢救，有权接受镇痛和临终关怀，也有权在符合条件时登记器官捐献。
林长生收起手机，重新走进病房。
陶知还没有睡。
“他们会来吗？”
“明天会来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现在别谢。”
“事情还没办完。”
陶知看着他。
“那就一起办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