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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国胜的笔尖在纸面上方悬了片刻，然后落了下去。
钟国胜没有写“尊敬的某某领导”，也没有写“我要举报谁谁谁”，他写的是自己。
“我叫钟国胜，今年十八岁，住东城区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大院后院东耳房。我父亲钟大山，原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，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为保护工厂财产和工人生命安全，与潜入厂区破坏的敌特分子英勇搏斗，壮烈牺牲，后经组织追认为烈士。”
钟国胜停下笔，把这一段默念了一遍，没有修饰，没有形容词，全是事实，是事实就够了。
“父亲牺牲后，我母亲悲痛过度，一病不起。家中无积蓄——父亲生前每月工资大部分寄给了战友遗属，积蓄只有几十块钱，母亲需要吃药，需要治疗。但父亲牺牲后，轧钢厂应发放的烈士抚恤金迟迟不见。母亲等了一个月，等了两个月，等了三个月。等到病情恶化，等到药都买不起了，还是没有等到。”
钟国胜深吸一口气，把笔重新按在纸上。
“母亲病逝后，我成了孤儿，按照相关政策，烈士未成年遗属每月应有抚恤补贴，标准为每月二十元。但从母亲去世至今，近三年时间，这笔补贴我分文未见。父亲牺牲后，他的岗位按规定应由家属顶替或保留，但我从未见过任何审批表格，至今不知道父亲的工位去了哪里。抚恤金、补贴、工位——这三样东西，我一样都没见到。”
写到这里，钟国胜停了下来，他把笔搁在墨水瓶口上，两只手搓了搓脸，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。
接下来要写的，是九十五号大院的事，这些事比抚恤金的事更难写——抚恤金是数字，是政策，是白纸黑字的东西，但大院里的这些事，桩桩件件都是人心。
钟国胜重新拿起笔，笔尖落在纸上。
“以上是轧钢厂层面的事情，下面我要反映的，是我在九十五号大院这三年来的真实遭遇。”
“我父母双亡后，没有经济来源，靠着打零工勉强活命，糊火柴盒、给副食店搬货、冬天帮人搬白菜，一天能挣几毛钱。一个月下来，好的时候能挣十来块。但九十五号大院的管事人——一大爷易中海（红星轧钢厂八级钳工）、二大爷刘海中（红星轧钢厂七级锻工）、三大爷阎埠贵（小学教师）——多次召开全院大会，打着‘互帮互助’的旗号，逼我给同院住户贾家捐款。每次大会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我要是不捐，就是‘不团结’‘没良心’‘白眼狼’。我一个月挣十来块，被他们逼着捐出去七八块。我的定量口粮，也因此被克扣得所剩无几。”
“我不捐会怎样？大院里的住户何雨柱（外号傻柱，红星轧钢厂食堂厨师领班）会在当天晚上找上门来，堵住我的门，对我拳打脚踢。他打我的理由原话是：‘贾家那么困难你看不见？你小子一点良心没有是吧？破坏大院团结是吧？’我去派出所报案，派出所的人来了，何雨柱说我们在‘闹着玩’。院里的邻居全都替他作证，说就是闹着玩。连何雨柱帮扶的秦淮茹也出来说他是‘大好人’，说我是在撒谎。派出所的人走了，易中海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‘国胜，闹够了吧？’”
钟国胜写这一段的时候，笔尖把纸划出了几道深深的印痕，他没有停下来缓和情绪，直接接着往下写。
“这三年来，刘海中以‘年轻人要多锻炼’为名，强迫我一个人打扫全院二十多户的公共区域。落叶、煤灰、积雪、脏水印子，全都我一个人干。我不干，刘海中就站在院子里训斥我‘不团结’‘破坏集体’。阎埠贵每月挨家挨户收卫生费和水电费，每次都多收我的钱。我问他为什么，阎埠贵说‘你一个人住，多收一点是鼓励你多出力’。可笑的是，院里的卫生本来就是我一个人在打扫。易中海以‘尊老爱幼’为名，逼我每天早上给院里的老祖宗倒尿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