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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十八日，柏林潘科夫区，韦格纳家中。晚八时。
韦格纳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份最新的内务部情况汇总。
报告显示，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舆论争议已经基本平息。几家之前刊登过“建议”文章的小报要么停了刊，要么换了主编。
四十七个人，二十九名下放劳改，十一人调往边远地区，七人从轻处理。
另案处理的一人正在等待司法审判，韦格纳把报告放在桌面上，他靠在沙发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。
他想起了那些被下放劳改的知识分子。
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也许在梅克伦堡的农场上，也许在哈尔茨山的矿洞里，也许在波罗的海的渔船上。
他们穿着粗布衣服，吃着粗茶淡饭，干着他们从来没有干过的重活。
他们的手会起泡、流血、结茧。他们的背会疼、腰会酸、腿会肿。
他们会骂他，会骂台尔曼，会骂这个国家。但他们也会在某个晚上，躺在硬板床上，看着窗外的星空，忽然想起——那些他们曾经嘲笑过的、看不起的、觉得“粗鄙不堪”的工人和农民，和他们吃着一样的饭，睡着一样的床，呼吸着一样的空气。
那时候，他们也许会开始想一个问题——我到底比他们高贵在哪里？
韦格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但他知道，真正的知识分子，不是靠文凭和职称定义的，是靠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民的感情定义的。没有这两样东西，文凭只是废纸，职称只是标签罢了。
韦格纳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远处的天际线上，有几盏灯在亮着，他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拉上窗帘，关掉客厅的灯，走进卧室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
明天还有明天的事。
威廉二世的审判还要继续准备，美帝的军工机器还要继续盯着，英国流亡政府的动向还要继续追踪。
那些被下放劳改的知识分子，他会让台尔曼定期报告他们的表现。如果他们真的转变了，真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了，他会考虑让他们回来的。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，上午九时。
柏林，人民法庭。
这座法庭去年才落成。灰色的花岗岩外墙，没有任何装饰，只有门廊上方刻着一行金色大字：
“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。”
大厅里的色调是浅灰和深棕，没有红色旗帜，没有领袖画像，只有正面墙壁中央高悬着国徽。
旁听席上坐满了人。
五百个座位，座无虚席。
前排是战争受害者代表——失去双腿的老兵、双目失明的平民、儿子死在战场上的母亲。，再往后是工人、农民、士兵的代表，由各区和各工厂工会推选产生。
最后几排是记者，德国本国的，还有从法国、苏联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甚至美国和日本远道而来的。
记者们架好相机，铺开笔记本，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。
被告席在审判区的左侧，约一米高的木栅栏围成。栅栏里面放着一把普通木质椅子，椅子上坐着威廉二世。
威廉二世坐在那把椅子上，脊背硬挺着。
而在威廉二世对面的审判席上坐着五个人。正中是审判长，柏林高等法院资深法官斯克劳泽，六十二岁，瘦高个，面容清癯，花白头发，戴一副老式金丝眼镜。
他的左右两侧各坐着两名人民陪审员——两名工人、一名农民、一名士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