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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韦格纳觉得我们没用。”
费尔莫伦咳嗽了一声，声音比刚才更大了。
“斯特曼，你说得都对。但你没有回答——你刚才说的‘机会’是什么？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
“威廉二世是一个历史人物。他的审判——如果真的有审判——将是一场历史的审判。谁来定义这场审判的意义？谁来告诉人民，为什么要审判他？谁来告诉世界，这场审判不是复仇，是历史的必然？”
“这些问题，工人回答不了，农民回答不了，工程师回答不了。能回答这些问题的，是我们。
是那些研究历史、研究法律、研究政治哲学的人。如果政府真的决定公开审判威廉二世，他们需要人写起诉书，需要人整理证据，需要人向公众解释审判的意义。”
阿尔弗雷德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你是说——我们可以主动请缨？向政府提出，我们愿意参与威廉二世案的准备工作？”
斯特曼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
“不是‘请缨’。是‘试探’。写一封信，或者一篇文章，发表在适当的刊物上。不提我们的名字，不提我们的组织。只是提出一个问题——‘对威廉二世的审判，应当如何确保其历史的严肃性和法律的公正性？’
如果政府接了这个球，我们就有了说话的资格。如果政府不接——那我们至少知道了，他们还是不想让我们说话。”
赫普纳从窗台上跳了下来。他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，没有捡。他的脸有些红，
“老师，这封信我来起草。我研究黑格尔法哲学，君主制问题我写了四年。没有人比我更合适。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沉默了片刻。
“赫普纳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不是在写一篇学术论文。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赫普纳的嘴唇动了一下，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，然后他用力地点了一下头。
斯特曼没有再问。他转向阿尔弗雷德。
“阿尔弗雷德，你认识《柏林月刊》的主编吗？”
诺伊曼想了想。
“认识，但不熟。但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搭上线。《柏林月刊》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刊物，立场中立，不左不右。如果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，不容易被当成政治宣传。”
“好。赫普纳起草文章，诺伊曼负责联系刊物，费尔莫伦——”
费尔莫伦老头抬起了眼皮。
“我负责看。不是看文章，是看风向。如果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，有人开始调查作者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。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“就这样定了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
他的目光在那盏灯上停留了片刻，然后收回来，落在窗台上那盆已经枯死了一个月的天竺葵上。
他想浇水。但他知道，浇了也没用了。根已经烂了。不如拔了，换一盆新的。但换什么呢？他还不知道。
身后，阿尔弗雷德和费尔莫伦在低声交谈，赫普纳坐在沙发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已经开始在灯下写草稿了。
斯特曼没有回头。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窗外的柏林，看着那个他不认识、不理解、也无法融入的柏林。
工厂的烟囱在夜色中冒着白烟，铁路上的货运列车鸣着汽笛从城市的边缘驶过，远处某个工人住宅区的窗口亮着橘黄色的灯，灯下有人在吃饭、在聊天、在看孩子写作业。
那些人不需要他。
那些人的生活不需要黑格尔，不需要费希特，不需要谢林。
他们需要的是面包，是工作，是房子，是孩子能上学。这些，韦格纳给了。不是用哲学给的，是用铁路、工厂、学校、医院给的。
也许他们是对的。也许他真的没用。
但他不甘心。
不甘心被人当作“可以安排但不必重用”的边角料，不甘心自己的学问在新时代里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故纸，不甘心看着那些比他年轻、比他学历低、比他读的书少的人——那些在工厂里、在田地里、在军营里——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。
斯特曼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走回沙发旁，坐下来，端起了杯已经彻底凉透了的茶，一饮而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