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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人退后。
“我说退后！”
一个中士从人群里伸出手，握住了少尉的手枪枪管。
不是夺枪——是把枪管按了下去。
“长官，够了。”中士的声音很低，“没有人会再跑了。也没有人会再打下去了。”
少尉瞪着眼睛看着他，嘴唇在哆嗦。
“你……”
“我们不想死。你的枪口对着我们，外面的枪口也对着我们。你不让我们活，外面的人也不让我们活。但外面的人至少说了——放下枪，走出去，就不会死。”
他松开枪管，退后一步。
“长官，你自己选。你是跟我们一起走出去，还是一个人留在这里。”
少尉的枪垂了下来。
他没有说话，但他的手指从扳机上滑开了。
教堂深处的祭坛旁边，团长克劳福德上校一直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他的身边站着几个军官——副团长、营长、还有两个从团部跟来的参谋。
他们的脸色比他更差。有人已经在偷偷地看教堂的侧门，计算着从那里跑出去需要几秒钟、会不会被外面的红军狙击手击中。
“团长，”副团长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只有克劳福德一个人能听见，“外面的情况你也听见了。士兵们的情绪……不太稳定。要不我们——”
“要不我们什么？”
“要不我们……考虑一下……暂时的……”
“暂时的什么？”
克劳福德终于转过头，看着副团长，副团长也识趣地没有再说下去。
克劳福德的目光从副团长脸上移开，扫过那几个站在身边的军官。有人低下了头，有人看向了别处，有人用咳嗽掩饰脸上的不安。
没有人敢和他对视。
克劳福德忽然觉得很好笑。不是想笑，是一种荒谬感——他带着这些人，在索姆河的泥泞里爬过，在爱尔兰的暗夜里杀过人，在印度的沙漠里顶着烈日行军。
他们一起吃过苦，一起挨过饿，一起在炮火中互相掩护着撤退。十几年了，出生入死。
现在，他们想投降。
向一群矿工、纺织工、码头工人——向那些穿着工装裤、袖子上绑着红布的“暴民”——投降。
“你们想投降。”克劳福德说。
没有人回答他。
“你们想向那些暴民投降。想向那些在利物浦码头上偷东西、在曼彻斯特工厂里破坏机器、在谢菲尔德兵工厂里杀人的暴民投降。”
“你们想放下武器，走出去，跪在他们面前，求他们饶你们一命。然后呢？然后你们就自由了？就能回家了？就能见到你们的妻子、孩子、父母了？”
“不会。你们会被他们编进他们的‘红军’，穿上他们的红布条，拿着你们手里的枪，转过身来，打你们自己人。打那些还在为这个国家战斗的人。打那些没有投降的人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不管你们怎么想。我不投降。”
他从腰间拔出手枪。
“我打过德国人，打过爱尔兰人，打过印度人。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低过头。今天也不会。”
人群中，那个把头盔摔在地上的士兵开口了。
“长官，你打过德国人，打过爱尔兰人，打过印度人。你打过英国人吗？”
克劳福德的目光转向他。
“你打过和你一样说英语、喝红茶、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英国人吗？”
“你没有。你打的是别人。德国人、爱尔兰人、印度人——都是别人。但我们今天要打的，是我们自己人。是利物浦的码头工人、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、谢菲尔德的炼钢工人。是和我们的父亲、兄弟、工友一样的人。”
“我不想打下去了，我想回家。”
克劳福德握枪的手微微颤了一下。
“你不想打。”
克劳福德重复了这几个字，
“你不想打，但你已经打了。今天早上你开了枪，打死了人。你以为你放下枪走出去，他们就忘了？你的手上沾着他们同志的血。他们会放过你？”
年轻人的脸白了，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紧接着，克劳福德的手枪响了。
不是对着年轻人——是对着人群中的一个中士。那个中士就是刚才按下少尉枪管的人。
“这就是叛徒的下场。”克劳福德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