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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敦，唐宁街十号。
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，上午十时。
这是鲍德温首相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的第三次内阁扩大会议。
鲍德温坐在长桌的主位，面色灰败，眼袋深得像两道沟壑。
他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合眼了，或者说合了眼也睡不着。地中海被堵了，殖民地援军迟迟不到，北方的红色区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，而他的内阁，在这最需要统一意志的时刻，意见也出现了分裂。
内政大臣约翰·西蒙爵士第一个发言。他是律师出身，说话条理清晰，但今天他的语气里多了一种平时很少见到的东西——急躁。
“首相，诸位，我认为我们不能再等了。”西蒙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摔在桌上，那是警察系统和国内情报部门汇总的北方局势报告。
“利物浦、曼彻斯特、谢菲尔德已经彻底沦陷。诺丁汉、莱斯特、德比正在被所谓的‘工人卫队’逐个占领。伯明翰告急，考文垂告急，连北安普顿都出现了红旗。我们每犹豫一天，就有更多的领土从地图上变成红色。”
“我们手上还有兵力。伦敦周边已经集结了超过十二万正规军，加上警察和志愿人员，总兵力接近二十万。
我们现在就应该立即向北推进，趁那些红色的暴民还没有站稳脚跟，把他们从谢菲尔德、曼彻斯特、利物浦一个一个地拔掉。”
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坐在西蒙的对面，
“西蒙爵士，”基奇纳开口了，
“你刚才说的‘十二万正规军’，有多少是刚从训练营里拉出来的新兵？有多少是从殖民地带回来的疲惫之师？又有多少是昨天刚领了双倍军饷、今天就在盘算‘如果共产党打过来我该往哪边跑’的人呢？”
他放下水杯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“我不是反对进攻。我是反对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攻。我们的部队士气低落，士兵不愿意向工人开枪——这是事实。
你把他们推到谢菲尔德城外，让他们去攻打那些握着步枪的工人，结果会是什么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”
外交大臣塞缪尔·霍尔爵士清了清嗓子，他刚从外交部大楼赶过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叠刚从电报室送来的最新消息。
“基奇纳勋爵说得对，军事行动需要谨慎。但我认为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国内，在国外。”他把那叠电报摊在桌上，用手指点着其中一份。
“意大利人封锁了地中海。我们的回援舰队被堵在半路上，进退两难。而法国人——我们的老朋友——正在加莱海峡那边和德国人一起演戏。诸位，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“我们正在被包围。这是是战略上的包围。
地中海的航路被掐断，大西洋的航路被德国人的潜艇威胁，英吉利海峡的对岸站着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把所有能调动的兵力都投入到北方的地面进攻中，万一——我是说万一——海峡对面那场演习突然变成了实战，我们拿什么去守伦敦？”
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妙地分裂了。
坐在西蒙一侧的几位大臣——殖民地事务大臣、贸易委员会主席、以及几位军方鹰派将领——频频点头。他们主张立即行动，用绝对的武力优势把北方的红色火焰扑灭在燎原之前。
坐在霍尔一侧的几位——财政大臣、自治领事务大臣、以及几位资深外交官——则面色凝重。他们担心军事冒险会把英国拖入一场打不赢的战争。
鲍德温坐在长桌的主位，一言不发。
财政大臣内维尔·张伯伦举手示意要发言，鲍德温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“先生们，我想提醒诸位一件事。”张伯伦的声音不高，
“我们现在的财政状况，支撑不了一场长期的战争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，是能打多久的问题。”
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列满了数字。
“过去七十二小时，资本外逃的规模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。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了百分之十二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在以每天超过一百万英镑的速度流失。
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，军费开支将呈几何级数增长。”
“我不是说不能打。我是说，在打之前，我们需要算清楚账。”
一直沉默的海军大臣马辛伯德爵士开口了。
“关于地中海的问题，我需要补充一点。”
“杜德利将军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。意大利人的态度很明确——不是个人行为，是共产国际的统一部署。他们不会因为我们在外交上抗议几句就让开。我们需要一个综合施策的方案。”
“第一，地中海的事情不能只靠海军。外交部需要马上行动起来，和意大利人谈，和法国人谈，甚至和西班牙人谈。我们需要通行权——不管是谈判换来的，还是用别的方式换来的。”
“第二，非洲的回援舰队不能在地中海上干等着。我已经下令部分运输船队改道好望角。虽然要多走几千海里，但至少不会被堵在直布罗陀以东。时间上会晚一阵子，但总比永远到不了好。”
“第三，美国。我们的驻美大使林赛爵士一直在和罗斯福政府保持接触。到目前为止，美国人的表态还是‘密切关注’和‘呼吁和平’。但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这些。我们需要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立场——哪怕只是一份声明，哪怕只是一次公开讲话，只要能让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感觉到‘美国可能会介入’，我们的处境就会大不一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