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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想听听你的建议，首相先生。”国王说。
鲍德温点了点头，他早已在来时的车上想好了这个答案，但此刻说出来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喉咙发涩。
“陛下，我建议采取两个步骤。”
“第一，先派驻德大使去拜访德国政府，试探他们的真实意图。
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关注这次演习，给他们一个机会解释他们的意图。如果他们的本意不是进攻，那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我们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——至少表面上可以。”
“第二，准备一份安民告示。稳住国内局势是第一位的——利物浦、曼彻斯特、格拉斯哥的情况不能再蔓延下去。
我们必须让民众知道，政府还在，秩序还在，军队还在岗位上。不管实际情况如何，这份面上文章必须做。”
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气里面的每一个字都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
“如果——德国人的本意就是进攻呢？”殖民地事务大臣从桌子的另一头插了一句。
鲍德温转向他，
“那我们就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”
没有人问“最坏的打算”是什么。
他们都知道。发动民众抵抗？别开玩笑了，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民众已经在举红旗了。
坚守本土决一死战？陆军大臣刚才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？军队的士气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就已经垮了。
最坏的打算，就是跑。
跑得越远越好，跑到加拿大，跑到澳大利亚，跑到任何一个还能插着英国国旗、还能为这个帝国的残躯提供一丝庇护的地方。
国王的目光在与会者之间扫过，最后摇了摇头。
“首相，我授权你去办这两件事。大使尽快派出，安民告示今天之内拟好，我要亲自过目。”
“至于‘最坏的打算’——”
他没有把话说完，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像是在确认什么，又像是在默认什么。
会议散了。
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，推开椅子，拿起文件夹，快步走出会议室。走廊里响起了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，和他们进来时那种从容不迫的步伐判若两个世界。
鲍德温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。
他站在白金汉宫那扇巨大的橡木门前，门外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。
七月的伦敦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，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，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过，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脸上，照在那些灰白色的古典建筑上，照在那些穿着制服、站得笔直的皇家卫兵身上。
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。
但他知道，在白金汉宫的大门外面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利物浦的工人委员会正在接管城市的运转，曼彻斯特的红旗正在市政厅上空飘扬，格拉斯哥的造船厂已经不属于他们了。
而在多佛尔的海面上，那支涂着红星的联合舰队还在演习，从容不迫，按部就班，像一场永远也不会结束的噩梦。
他走下台阶，坐进那辆黑色轿车，关上车门。
“回唐宁街吧。”他对司机说。
车子缓缓驶出白金汉宫的大门，汇入伦敦午后稀疏的车流。
鲍德温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反复转着两件事——驻德大使什么时候能出发？安民告示怎么写才不会让局面更糟？
还有一个问题，他没有问任何人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回答：
如果德国人的要求，比“不进攻”更多呢？
如果他们要的不是道歉，不是解释，不是停止演习——
而是别的什么东西？
他不敢往下想了。也许麦克唐纳说得对——有些问题，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想。
想多了，连“慢一点输”都做不到。
帝国的根系已经腐烂了。上面枝叶再茂盛，再绿，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车轮碾过路面，发出单调的声响。
鲍德温闭着眼睛，嘴里低声念叨了一句什么。
前排的司机没有听清——也许是一句祷告，也许是一声叹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