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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间里安静下来。
弗里尔端着搪瓷杯默默退出人群，走向自己的工位。
他想起维斯那晚在疗养院食堂说的话——
“我们农民和你们工人不一样。你们工厂说转产就转产，我们农庄说改种什么，得等一季。”
这话不全对。工人转岗也不容易，学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，等于重新当一回学徒。
但他并不反对——在西班牙那场战争中活下来以后，他对“改变”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。
改变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结果，但不改变一定等不来好日子。
中午，厂区食堂里的长桌上，弗里尔和几个工友坐在一起。
话题还是早上的那个。
高级钳工瓦尔特首先开口，他资格老，技术好，说话直来直去。
“韦格纳同志说的产业升级，我不反对。
但有一点我想不通——我们厂的精密机床的配套产业为什么跟不上。
一个精密轴承，要从三个不同的厂调货；
我们下面的厂子是各自为政，谁也管不了谁，效率能高吗？”
车间副主任放下筷子，
“你提的这个问题，韦格纳同志也考虑过了。
所以才要搞经济互助圈的产业分工——德国专攻高端制造，苏联专攻能源原材料，法国专攻化工轻工……各有所长，互相配套。
我们的精密机床配上苏联的特种钢材、法国的电子元件，成本能降下来，质量能提上去。”
老瓦尔特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这个道理我懂。但我就怕——怕这么一搞，我们自己的配套产业就没人管了。
那些小厂、老厂，没有技术、没有设备、没有人才，最后怎么办？关掉？工人怎么办？”
车间副主任的语气放轻了。
“转岗培训。韦格纳同志说了，要创造更多的‘创造型’岗位。
不是把人推向社会就不管了，是帮助他们学到新技能、找到新岗位。”
老瓦尔特没再说什么，低头扒饭。
弗里尔望着他花白的头发，想起一九二三年那批从鲁尔区转岗来的老工人。
那时候他们也是这样——担心学不会新技术，担心被厂里淘汰，担心老了没人管。
后来呢？厂里办了夜校，老工人们咬着牙学，磕磕绊绊地学会了识图、算料、操作新机器。
他们没有被淘汰，反而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。
弗里尔想，人不是不想学，是怕学不会，更怕学会了也没用。
韦格纳同志要做的，就是证明给他们看——学得会，而且有用。
午饭后，弗里尔没有回车间。他走出厂区大门，沿着施普雷河慢慢走了一段。
河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个退休老人，花白的头发，穿着工装。
老人手里也拿着一份《红旗日报》。
弗里尔在他旁边坐下，
“同志，看报呢？”
老人抬起头。“嗯。韦格纳同志的讲话，我读了三遍了。”
“您怎么看的？”
老人沉默了片刻。
“我是在上一次世界大战进的厂，今年刚退。
干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活都干过。
韦格纳同志说，要让人有尊严、体面、盼头。
这三样东西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都没有。
那时候哪有什么尊严？
工头骂你，你得听着；资本家扣你工资，你得忍着。不忍着，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。
现在不一样了。工人委员会替我们说话，工会替我们撑腰，国家替我们兜底。
走在街上，腰杆是直的。这就是尊严。”
“那您对产业升级怎么看？”
“我支持。但有一点担心——我们这些老家伙，跟不上新东西了。年轻人学得快，我们学得慢。厂里要是搞的产业升级，我们怎么办？
退休倒是不怕，就怕还没退休就被边缘化了。”
弗里尔深吸了一口烟。
“您这话，我们车间也有人这么说。
但我觉得，不是人跟不上，是培训没跟上。
只要厂里愿意教，我们愿意学。
我们厂里的老瓦尔特，五十多了，去年还学会了操作新式铣床。
他常说，人这一辈子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学不会不怕，怕的是不想学。”
老人笑了。
“你这话，韦格纳同志也说过。他说，社会主义不是养懒汉，是给人机会。
给人学习的机会，给人进步的机会，给人过上好日子的机会。
我们赶上了好时候，得珍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