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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菲尔德在柏林转了一阵。
他手里有一个地址，写在烟盒锡纸的背面，字迹潦草，墨水有些洇开了，但还能辨认。
那是一个住在德国的英国人，或者至少曾经是英国人，在柏林住了快二十年了。
他在战前是个商人，战后留了下来，据说在德国政府里谋了个差事，不大不小，不显山不露水。
根据记载，他是英国右翼在柏林最老的联络人，也是最后一条线。
温菲尔德找到那栋楼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夏洛滕堡是柏林的西区，老房子多，街道宽，路两旁的椴树长得高大，树冠在头顶连成一片，把路灯的光切割成无数细碎的金色碎片。
他按了门铃，开门的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，他看了温菲尔德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侧身让开了。
“进来吧。”
温菲尔德走进屋子。不大，两室一厅，家具陈旧但干净。
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柏林的风景画，画的是施普雷河，河面上有几只天鹅，远处是电视塔的轮廓——那座塔还没有建完，但轮廓已经出来了。
茶几上放着一台收音机，旁边是一摞报纸，德文的，英文的，还有一份法文的。
男人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示意温菲尔德也坐。
“说吧。什么事？”
温菲尔德坐下来，把皮箱放在脚边，他看着那个男人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是灰蓝色的，年轻时大概很好看。
“我们在英国的情况，你应该知道。大搜捕之后，能跑的都跑了，能藏的也都藏了。
保守党把我们当垃圾扔掉了，老百姓被共产党蛊惑了，政府被麦克唐纳捏在手里。我们没有退路了。”
男人没有接话。他只是看着温菲尔德，见状，温菲尔德深吸了一口气。
“我们要对列宁动手。”
客厅里安静了。收音机关着，窗外的街道也安静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辆电车的叮当声。
男人没有动，甚至没有眨眼。
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，
“列宁？在柏林的那个列宁？”
“对。”
“你们疯了吗？”
“我们没有疯。”温菲尔德的声音很稳，
“列宁是社会主义的象征。杀了他，苏联人会发疯，德国人会发怒，英国政府会被压垮。然后，我们就有机会。”
男人抬起头，看着温菲尔德，眼睛里有一种类似于悲哀的光芒。
“温菲尔德，你们是要让德国乃至这个世界再次迈入世界战争，是吗？”
“是。”温菲尔德没有犹豫。
“因为只有战争，才能让你们和我们的人在乱局中找到出路。”
男人沉默了很久。他的目光从温菲尔德脸上移开，落在茶几上那台收音机上。
收音机是深棕色的，木壳的，调频的旋钮上有一小块磨损的痕迹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那块痕迹。
他在想一些很远的事，远到像是上辈子的事。
男人想起那是一九一九年。
德国革命刚成功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了。
那时候他还年轻，三十出头，刚从战场上下来。
他在旧军队里待过，跟英国人打过仗，跟法国人也打过仗。
他不知道什么主义，只知道谁赢了就跟谁走。
韦格纳赢了，他就留下来了。
但留下来不等于信了。
他不信共产党，不信社会主义，不信任何主义。
他只是需要一个地方住，一口饭吃。
街道办的同志让他填了一张表，问了他的情况，然后给他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仓库里搬货。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在挨饿。
魏玛政府的救济站他去过，排几个小时的队，领一碗稀汤。
可到了新政府这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
第一天上班，食堂的大姐给他打了满满一勺土豆炖肉，还多给了他一块面包。
她说，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
他吃了。吃得很饱。然后他告诉自己，这不代表什么，一顿饭而已。明天也许就没了。
一年、两年、十年。
食堂的大姐换了人，但饭菜还是那个分量。
他的工作从搬货变成了记账，从记账变成了管一个小仓库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不再怀疑了。
不是被说服的，是被日子说服的。
他每天醒来，发现昨天担心的事没有发生，今天担心的事也不会发生，明天担心的事更不会发生。
他的孩子有学上，他的老婆有工作，他的房子不漏雨，他的锅里不缺肉。
然后他就会想——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。
男人从回忆里抽身，抬起头，看着温菲尔德。
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压着一种说不清的、像是叹息又像是释然的东西。
温菲尔德的手攥紧了皮箱的把手。
“所以你不打算帮我们吗？”
男人没有回答温菲尔德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
外面的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，照在他的脸上。
“温菲尔德，你饿不饿？”
温菲尔德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问你饿不饿。你从英国来，一路坐火车，转轮船，又坐火车，折腾了好几天。你应该饿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