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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四年十月，华沙，一家不起眼的旧旅馆。
一个男人坐在窗边，百无聊赖的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，他今年五十一岁了。头发有些花白，脸型方正，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——那是很久以前在军队里留下的。
他的真名叫埃里希·汉考克，德国人。
一九一九年，韦格纳革命成功之后，他留在了政府里。
不是因为他拥护共产党，是因为他需要一份工作。
汉考克在旧德国政府里管过财政，管过民政，管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部门。
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也不是小角色。
他知道怎么在体制里活着——不冒头，不落后，不站队，不表态。上面说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不问为什么，不问对不对，只问怎么做。
这种人在哪个时代都能活。
但在德国新政府成立之后，汉考克的这种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韦格纳开始搞整风运动了，汉考克开始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。
汉考克算了一笔账。他在旧政府干过，历史不清白。
他从来没有真心拥护过共产党，态度不端正。他的工作成绩平平，不积极。
三条全中。留在德国，迟早会被筛出来。等被筛出来的时候，就不是丢工作的问题了，是丢命的问题。
不久，汉考克就离开了德国。
他没有去西方。英国、法国、美国，那些地方查得严，他这种从红色德国跑出来的人，到了那里会被反复审查。
汉考克受不了那个，于是乎，他选择了波兰。
波兰当时还是半红不红，还没有彻底倒向共产党。波兰的边境松，查得不严，有钱就能进来。
汉考克带了一笔积蓄，不多，但够他活一阵子。
他没想到，波兰也变得那么快。
波兰共产党上台之后，汉考克的钱很快也就花光了，波兰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。
他一个德国人，没有护照，没有工作许可，没有合法身份。
他不能抛头露面，不能找正经工作，不能跟太多人来往。他像一只老鼠，躲在华沙老城区的一间旧旅馆里，靠着最后一点碎钱，一天一天地捱。
捱不是办法。他开始动脑筋。
他手里有什么？他知道德国的人事制度、组织架构、审查流程。这些东西，在德国是公开的，但在波兰，是值钱的情报。
与此同时，汉考克也开始接触一些英国人。
他在旧政府里管过经济统计，跟英国大使馆的人打过几次交道。那些人后来有的回了伦敦，有的调到了别的国家，但名字和联系方式，他留着了。
汉考克给英国军情六处写了一封信，是一份关于德国财政体制的报告。
于是乎，就这样，汉考克和英国人就这么搭上了线。
英国人给的钱不多，每月一百五十英镑，但够他在华沙活下去了。
汉考克开始接触波兰的右翼分子。
这些人在波兰并不难找，汉考克找到他们跟他们说，
“我是从德国来的。我在德国有一个组织，跟法国、英国的人都有联系。我们有资金，有计划，有人手。”
汉考克还给波兰人看了一些东西。那是几张旧照片，他在德国政府工作时拍的，穿着制服，坐在办公室里，桌上堆着文件。
几张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——关于韦格纳整风运动的报道，关于干部被处理的新闻。
他指着那些照片说：“这些人，我都认识。他们现在有的在监狱里，有的跑了，有的死了。我能跑出来，是因为我有办法。你们跟着我，不会吃亏。”
波兰人就这么相信了。倒不是因为汉考克有多厉害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人来相信。
他们是一盘散沙，没有钱，没有组织，没有外援。汉考克来了，带着德国人的身份，带着英国人的钱，带着一个“横跨欧洲的组织”的谎言。
他们需要这个谎言。
汉考克给他们钱。不多，每人每月几英镑，他给他们出主意——不要搞暴动，不要搞政变，罗马尼亚的下场你们看到了。
要学共产党，从基层入手，从农村入手，从老百姓的怨气入手。
他给他们画大饼——德国那边，有好几百人等着；法国那边，有前贵族在支持；英国那边，军情六处的人随时可以帮忙。
等时机成熟了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推翻波兰政府。
波兰人听得热血沸腾。他们不知道，德国的“好几百人”是汉考克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