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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我们和光学仪器厂合作研发的显像管样品，未来人民电视系统的核心。
我们也希望让普通的劳动者家庭，也能享受到最先进的视听技术，用于教育、文化和新闻接收等种种功能。”
他递给斯诺一份简报，上面列着工厂近年来的研发投入占比——稳定在产值的15%以上。
“持续的高研发投入，是国家的硬性要求，也是我们厂委员会的共识。
社会主义企业，不能是只顾眼前利润的短视者。”
第二天，斯诺前往柏林北郊的“七月起义国营农场”。
这里的景象与工业区的严谨科技感截然不同，呈现出另一种规模化、机械化的生机勃勃。
一望无际的田野上，数台庞大的、涂着红星的联合收割机正轰鸣作业，所过之处，麦浪倒下，谷物被自动分离、装入跟随的卡车。
场面之壮观，丝毫不逊于斯诺在北美见过的最大农场。
接待他的是农场管理委员会主席，费舍尔。
费舍尔同志年约六十，皮肤黝黑粗糙，手上布满老茧和旧伤疤，但腰板挺直，眼神明亮锐利。
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，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旧但干净的帽子。
“我以前是那边，”他用拇指朝远处一片依稀可见残留建筑轮廓的林地指了指，
“是冯·阿尼姆伯爵老爷家的雇农。干了四十年，最好的年月也就是混个半饱。”
“现在，”
费舍尔张开双臂，仿佛要拥抱眼前广阔的田野和远处成排整齐的红顶白墙新农舍，
“这土地是农场集体的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。这些铁家伙，”他拍了拍身边一台停着保养的拖拉机的轮胎，
“是农业机械合作社的，我们自己有技术员维护。
收成除了按计划上缴国家，剩下的留作农场发展基金和我们自己的分配。
瞧见那些新房子没？每家都有，按人口和贡献分。
那边是农场小学、卫生所、俱乐部和奶牛场。”
他带着斯诺参观农场的生活区。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玩球，卫生所里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在给一位老人量血压。
俱乐部里，一群年轻人正在排练合唱，歌声嘹亮。
“我大儿子，”费舍尔提到家人时，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了，露出不加掩饰的骄傲，
“在波茨坦的农业航空学校学习！开飞机，给大地撒药、测绘！”
他顿了顿，看着斯诺，
“同志，你说，什么是社会主义？对我这样的老农民来说，社会主义就是：土地归真正耕种它的人，机器帮忙而不是奴役人，孩子有前程，老了有依靠，干活有奔头。就是这么实在。”
斯诺问及农场与国家的关系，费舍尔回答得很朴实：
“国家给计划，给贷款买第一批大机器，派技术员指导科学种田。我们负责把地种好，完成计划，改善大家生活。
具体活计大家商量着干，劲往一处使。”
傍晚，斯诺回到柏林市区，脑海中交织着两种强烈的印象：
工厂里指向未来的科技与高度组织，农场中扎根土地的踏实变革与朴素自豪。
两者看似迥异，却共享着同一种内核：
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带来的根本性解放，计划性与群众积极性的结合，以及对德国人民的全面发展）的切实关注。
德国同志们谈论这些成就时，总会自然地提到“韦格纳主席说……”，那种信赖与引述，并非个人崇拜式的口号重复，而像是一种共同语言，指向他们深信不疑并亲身体验着的道路指南。
采访韦格纳的申请尚未有回音，但斯诺感到，每多看一处，他对理解这位领袖为何能凝聚如此力量、推动如此变革的渴望就更深一分。
柏林乃至整个德国，仿佛就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展品，无声却雄辩地阐述着“卡尔·韦格纳道路”的实践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