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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小伙子对斯诺说：
“我们来这里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法国革命的胜利，德国也会受到包围和威胁。帮助法国兄弟站稳脚跟，也是保卫我们自己的革命成果。”
沿途，斯诺也与许多普通法国居民交谈。在靠近边境的一个村庄，老村长指着新修的水渠和刚通电的农舍说：
“德国同志带来了工程师、种子、药品，还有新的秩序。
不是旧警察那种压迫人的秩序，是怎么把事情做成的秩序。
他们不像我们有些自己人那样喜欢空谈。”
一位在德法合办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告诉斯诺：
“德国女同志教我们怎么操作新机器，怎么组织生产小组竞赛。
她们干活认真，要求严格，但该休息时一起休息，有困难真帮忙。
我刚开始有点怕她们，现在觉得……她们就像特别能干、特别讲道理的姐姐。”
当然，并非一切都和谐完美。斯诺也听到一些抱怨：
德国人有时太死板，不近人情；一些法国人对学习德语或接受德国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，认为这损害了“法兰西特性”。
但这些抱怨往往淹没在更多的务实合作和日渐改善的生活现实之中。
列车终于驶过边境，进入德国领土。变化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。
铁轨平滑如镜，列车速度明显加快。
车窗外的田野规划整齐，大型农业机械在作业。
村庄和小城镇的房屋整洁坚固。
斯诺途径的每个车站都秩序井然，广播里播放着轻快的音乐或新闻。
站台上的旅客衣着体面，面色红润，行李中常常能看到书籍、球拍或儿童玩具。一种富足、有序、充满自信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斯诺在科隆换乘前往柏林的快车。车厢宽敞明亮，乘客们安静地阅读报纸、书籍，或低声交谈。
他买了一份最新的《红旗日报》和一份通俗画报。报纸的头版是关于即将召开的“第一届国际工人与劳动者科技成果大会”的筹备情况，以及国内工业生产的乐观数据。
画报上则充斥着“人民汽车”驶下生产线、新建的工人住宅区、学校运动会和家庭外出度假的照片。
广告很少，且都是宣传国有产品或公益事项。
对面座位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，孩子们安静地玩着积木。
斯诺试着和她攀谈，妇女友善地回应，语气平和而满足。
她丈夫是火车司机，她在区里的托儿所工作。
“日子比以前稳定多了，”她说，
“不用担心失业，孩子上学、生病都有保障。就是有时候觉得……好像所有人都太忙了，会议啊，学习啊，义务劳动啊。
不过想想以前为了一点点马克发愁的日子，现在忙点也值得。”
她指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，“你看，到处都是新房子，新工厂。国家在向上走。”
斯诺看着窗外，的确如此。
与法国的景象不同，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已经步入轨道、稳步向前、目标明确的发展态势。
物质上的改善是直观的，但更触动斯诺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：
一种将个人努力与国家集体目标自然融合的认同感，一种对现状基本满意并对未来抱有明确预期的安定感，以及德国同志身上那种特有的、将热情隐藏在务实作风下的自信。
他想起了让诺的评价，想起了米勒里的笑容，想起了沿途所见那些德国援助人员的言行。
这里确实在实践着一条不同的道路：
它似乎成功地将革命的激情转化为了建设的耐力，将阶级斗争的锐利融入了国家治理的细致，并在改善民生与保持革命警惕之间寻找着艰难的平衡。
柏林越来越近了。斯诺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期待。
他想亲眼看看这座红色欧洲的心脏，想验证沿途的所见所闻，更想见见那位塑造了这一切、被朋友们如此崇敬、被敌人如此恐惧的卡尔·韦格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