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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7月3日，曼哈顿下城，松树街28号
这栋六层砖石建筑看起来毫不起眼，夹在一家意大利裁缝店和一家犹太珠宝工坊之间。
门口的黄铜牌匾上刻着：
“莫罗进出口贸易公司——巴黎·纽约·日内瓦”。公司注册于1927年9月，法人代表是“让-皮埃尔·莫罗”，一位四十二岁、说话带着优雅巴黎口音的法国商人。
在纽约金融圈，莫罗先生的故事众所周知：
他原是巴黎的纺织厂主，1926年法郎危机时嗅觉敏锐，提前将资产转移到了瑞士。
1927年初，他预见到法国可能的社会动荡，便带着剩余资本来到美国，寻求“安全的避风港和明智的投资机会”。
这个故事几乎全是真实的——除了莫罗先生的真实身份。
此刻，站在六楼办公室窗前的“让-皮埃尔·莫罗”，真实姓名是约翰内斯·费舍尔，是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“特殊经济事务处”高级专员。
他身后，年轻的助手正汇报最新数据。
“今天的情况。”卡尔递上加密报告，
“保证金贷款总额已突破66亿美元。小投资者日均开户数升至8500户。
关键脆弱点：铁路股平均市盈率41倍，而货运量连续三个月下降；公用事业公司负债率中位数68%，但股价仍在飙升。”
费舍尔快速浏览，手指在“消费信贷公司坏账率”一栏停下：“这个数据确定吗？”
“我们交叉验证了三家不同评级机构的内部报告。”卡尔点头，
“实际坏账率平均在7.2%，但公开披露的只有2.8%。资本家们用‘债务重组’和‘资产置换’的手法掩盖真相。”
“我们的账面盈利有多少了？”费舍尔问。
“截至昨日收盘，多头头寸浮盈520万美元。”
卡尔调出图表，“按照您‘稳健增值’的伪装策略，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为31.5%，略高于市场平均的28.7%，但未引起特别关注。”
费舍尔点头：
“很好。保持这个节奏。我们不是来创造奇迹的，是来‘安全增值’的法国难民。”
7月5日，摩根士丹利午餐会
华尔街23号的宴会厅里，费舍尔端着香槟杯，与金融巨子们交谈。他今天的装扮无可挑剔：
萨维尔街定制西装、瑞士百达翡丽怀表、左手小指戴着一枚朴素的家族印章戒指。
“莫罗先生，听说您上个月在无线电股票上赚了一大笔？”
花旗银行副总裁汤姆·威尔逊凑过来。
费舍尔露出谦逊的微笑：
“一点小运气，威尔逊先生。我只是相信，美国人民需要更多的娱乐和资讯。”
“您太保守了！”威尔逊大笑，“现在应该全力加杠杆！我认识一个家伙，用五万美元保证金买了五十万美元的美国广播公司股票，六个月变成一百五十万！”
“我年纪大了，承受不起太大风险。”
费舍尔抿了一口香槟，“在法国，我见过太多人因为贪婪而失去一切。1926年，我的一位朋友以为法郎会永远贬值，加了十倍杠杆做空……结果政府稳定了汇率，他一周内破产，从巴黎证券交易所大楼跳了下去。”
周围几个人安静了一瞬。费舍尔恰到好处地叹气：
“所以我现在只求稳健增值。毕竟，我来美国是为了避难，不是赌博。”
这番话巩固了他的人设：一个被欧洲动荡吓坏了的、谨慎的法国资本家。在疯狂的华尔街，这种保守反而显得古怪——但也因此更可信。
费舍尔的公开投资策略看起来极为“传统”：
他定期发布“投资备忘录”——用法语写就，然后翻译成略带法国腔的英文。
这些备忘录充满对宏观经济、行业趋势、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。在7月初的备忘录中，他写道：
“美国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，将推动无线电和汽车行业至少18个月的繁荣。建议超配以下股票：美国广播公司(RCA)、通用汽车(GM)、西屋电气(WeStinghOUSe)……”
实际上，这些结论来自柏林经济分析局的预测模型。费舍尔只是换上了更“市场派”的表述。
费舍尔从不追求买在最低点、卖在最高点。相反，他的交易记录显示出一种“迟到的精明”：总是在股票启动后一周才大举买入，在见顶前两周开始分批卖出。
他坚持将保证金杠杆控制在1:3以内，远低于当时华尔街普遍的1:5甚至1:10。
当经纪人力劝他增加杠杆时，他会用法语嘟囔：“不，不，这已经够疯狂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