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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2年9月6日，莫斯科，克里姆林宫三楼小会议室
列宁同志的座位空着，主持会议的是托洛茨基，他坐在列宁座位右侧的传统位置，面前摊开着一份厚厚的德文医疗报告译本。
斯大林在左侧坐着，季诺维也夫坐在斯大林的对面，他的眼神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游移。
布哈林、加米涅夫、捷尔任斯基等政治局委员依次就坐。
“同志们，昨天韦格纳同志转交了德国医疗团队的初步评估报告。以及——”
季诺维也夫举起一封信，
“列宁同志本人的手书。”
季诺维也夫将信纸推到桌子中央。纸上是列宁写下的几行俄语：
“我听取了德国医生的说明。
他们的情况介绍很专业。
如果政治局同意，我愿意去柏林接受治疗。治疗期间，中央工作由政治局集体负责。列宁。1922年9月5日。”
斯大林第一个开口：
“医疗报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”
托洛茨基示意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回答
“德国专家的诊断与我们最乐观的判断基本一致：
进行性脑血管硬化导致的右半身瘫痪、语言功能障碍。但他们提出了新的观点：
第一，病变仍处于可逆阶段；第二，他们有一套包括药物、物理治疗和神经康复的完整方案。”
“治疗康复的成功率呢？”加米涅夫问。
“德国同志方面给出的数据是：
系统性治疗后，语言功能和肢体运动功能会显著改善。如果不治疗……”
谢马什科停顿了一下，
“按疾病自然进程，六个月后列宁同志可能完全丧失工作能力。”
“那么政治风险呢？”
季诺维也夫的声音突然插进来，
“让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德国接受治疗——而且是在柏林，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托洛茨基的眉毛扬了起来：
“格里戈里·叶夫谢耶维奇，您在暗示着什么呢？”
“我是在说国际影响！”
季诺维也夫提高了声音，
“共产国际各支部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？”
布哈林试图缓和气氛：
“我认为应该从同志情谊的角度考虑。德国同志带来了最好的医生和设备，这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。
我们接受帮助，正是展示兄弟政党之间的信任。”
“信任？”
季诺维也夫冷笑，
“尼古拉·伊万诺维奇，您太天真了。德国人为什么这么积极？仅仅因为‘同志情谊’？他们是想获得道德和政治资本！
想想看，列宁同志在柏林治疗期间，会有多少国际记者去报道？
‘红色德国的先进医学拯救了苏联领袖’——这个标题会传遍全世界！”
托洛茨基有些不耐烦了，
“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？因为担心德国获得‘道德资本’，就拒绝可能挽救列宁同志健康的治疗方案？”
“我的建议是，”
季诺维也夫一字一顿，
“如果必须治疗，就在莫斯科治疗。让德国医生和设备留下，我们支付所有费用。但列宁同志绝不能离开苏联。”
“从技术问题上来说不太可行。”
谢马什科插话，
“德国医疗团队明确表示，整个疗程需要他们全套的实验室支持、专门的康复设施和恒定的医疗环境。这些在莫斯科短期内无法复制。”
斯大林放下了手中的笔。
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。
作为目前苏共党中央总书记，他在组织问题上的意见举足轻重。
“有几个实际问题需要澄清。”
“第一，治疗期间，谁陪同？政治局成员需要有人随行，但这意味着至少一位核心领导人长期离开岗位。
第二，安保如何安排？在柏林，我们不能像在莫斯科这样全面控制环境。
第三，通讯问题。列宁同志治疗期间如果必须静养，那么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如何请示？”
“最重要的是第四点：
如果治疗成功，列宁同志康复归来，这当然这是最好的结果。
但如果……如果出现最坏情况，列宁同志在德国逝世。
那么，苏联人民会怎么想？历史会怎么记录？”
托洛茨基想了想后说道：
“我建议：第一，由政治局委员轮流陪同，每两月轮换一次；
第二，安保由德国方面负责，但我们派遣一个警卫小组；
第三，建立专用加密电台，确保列宁同志随时能与政治局联系；
第四……”
托洛茨基停顿了一下：
“关于历史记录——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历史评价，就拒绝可能挽救领袖生命的医疗机会，那才是真正的历史罪人。”
“我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。”
布哈林立即表态，
“我们不能被政治算计蒙蔽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和同志情谊。
而且，从更广阔的视角看，列宁同志在柏林治疗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象征：它向全世界展示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着超越国界的信任与合作。”
加米涅夫犹豫着：
“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担忧也有道理。这确实会强化德国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……”
会议陷入僵局。两种立场针锋相对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