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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二日，午时。
沈知行提前一刻钟到了关帝庙。
老道士陈道长正在大殿里上香，看到他进来，没有多问，只是指了指后殿的方向。
关帝庙的后殿比前殿更破，屋顶的瓦碎了大半，地上长满了青苔。但角落里有一张石桌、两个石凳，打扫得还算干净。沈知行在石凳上坐下来，把袖中准备好的几份文书放在桌上，然后开始等。
午时正，脚步声响起。
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
沈知行站起来，看到陆文衡从后殿的侧门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个人。
那人四十来岁，方脸，重眉，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直裰，腰间系着一条素银带钩，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。他走路的时候步子很稳，每一步的距离几乎一样，像用尺子量过。
沈知行的第一反应是——这个人不是书吏，也不是一般的官员。那种沉稳的气度，不是坐在签押房里能练出来的。
陆文衡走到石桌前，看了沈知行一眼，然后侧身让了让，对身后那人说：“大人，这就是沈知行。”
大人。
沈知行的瞳孔微微收缩。
整个台州府，能被陆文衡称为“大人”的，只有一个人——
知府方启明。
沈知行迅速跪下，行了大礼：“晚生沈知行，拜见知府大人。”
方启明没有让他起来。他走到石桌前，拿起桌上那份沈知行准备好的文书，翻了两页，然后放下，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沈知行。
“你就是沈存义的儿子？”他问。声音比沈知行想象的要年轻，带着一股山西口音，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。
“是。”
“你父亲生前，曾到我这里递过一张状子，”方启明说，语气听不出喜怒，“告张三省侵占军田。我没有批。”
沈知行跪在地上，没有说话。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批？”
“晚生不敢妄测。”
“因为我没有证据。”方启明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，“你父亲拿出来的那些东西，是事实，但不是证据。在朝廷的法度里，事实需要文书来证明。你父亲有文书吗？没有。所以他告不倒张三省，反而把自己告进了牢里。”
沈知行抬起头，看着方启明的脸。
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，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眉间有一道深深的竖纹，像是常年皱眉留下的痕迹。年纪四十出头，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。
“大人今天肯见晚生，”沈知行说，声音平静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，“说明大人也认为张三省有问题。”
方启明没有回答。他在石凳上坐下来，示意陆文衡也坐，然后指了指对面的石凳，对沈知行说：“起来，坐下说话。”
沈知行站起来，在石凳上坐下。他的膝盖有些发麻，但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方启明身上。
“你的信我看过了，”方启明说，手指在石桌上轻轻叩了两下，“你说的那些问题，台州卫军饷不继、烽堠失守、战船朽坏，我都知道。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解决吗？”
“因为没钱。”
方启明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里多了一点东西——可能是意外，可能是认可。
“不只因为没钱，”他说，“还因为没有人。台州府每年的财政收入，六成要解运京师，两成要支付官吏俸禄，剩下一成多，要应付各种临时摊派。真正能用在地方上的钱，不到半成。半成的钱，要养一个府、七个县、几十个巡检司、一个卫所——你告诉我，怎么养？”
沈知行沉默了。
方启明说的是实话。
嘉靖朝的财政制度，高度集权。地方上的财政收入，绝大部分都要上缴中央，留在地方的钱少得可怜。而中央拨给卫所的军饷，又被层层克扣，到地方时已经所剩无几。
这不是张三省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。
但这不意味着他什么都不做。
“大人，”沈知行说，“晚生今天来，不是跟您谈制度的。制度是您和朝廷大人们的事，晚生一个小书吏，管不了那么宽。晚生今天来，是跟您谈一笔具体的账——三千石粮食，台州卫的兵能不能吃饱，台州沿海能不能守住，就在这三千石上。”
方启明靠在石凳上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看着沈知行。
“三千石粮食，你想从哪里出？”
沈知行把四套方案简要说了一遍——“仓储损耗”“折色改本色”“远程支拨”“移仓换米”。
他说得很快，但很清楚。每一个方案的核心逻辑、操作步骤、需要的配合、可能的风险，都讲得明明白白。
陆文衡在一旁听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方启明却始终没有什么表情，像是在听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。
沈知行说完之后，后殿安静了。
风吹过破败的屋顶，瓦片发出细微的响动。一只鸟从梁上飞过，扑棱棱的翅膀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方启明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沈知行以为他要拒绝了。
然后方启明开口了。
“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，如果传出去，够你死几次？”
沈知行没有退缩。“晚生知道。”
“你还是要说？”
“粮到了卫所，兵就能吃饱。兵吃饱了，倭寇来了就能守。守住了台州，大人就是朝廷的功臣。守不住——大人跟我，可能都没有机会讨论谁该死几次了。”
陆文衡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方启明的嘴角动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