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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明远闭上眼睛。
他想起那天晚上。他挂掉电话之后,站在阳台上,把空烟盒捏扁又展开,展开又捏扁。他想起自己回到办公室,开始写三十个人的名单。他想起自己在名单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圈。
而她,在四百公里之外的牡丹江,坐在他们的卧室里,打开电脑,下载了报名表。报名表的第一栏是“姓名”。她打了三个字:王淑芬。第二栏是“专业”。她打了四个字:儿科医学。第三栏是“是否服从调配”。她打了一个字:是。
他想象她打字的样子。她打字很慢,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敲。敲完之后会停下来检查一遍,确认没有错别字。她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,镜片反着电脑屏幕的光。孙子在旁边睡觉,呼吸均匀。窗外的雪还在下。
她填完报名表,点了“提交”。然后关掉电脑,躺到他睡的那一侧床上,枕着他的枕头,睡着了。
“淑芬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我们武汉见。”
电话那头又传来了那种哭声。压着的,捂着嘴的,不敢出声的。但这一次,哭声中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不是恐惧。不是委屈。是别的东西——是一种只有在确定了某件事之后才会有的东西。
“好。”她说。“武汉见。”
挂了电话,刘明远躺在床上,盯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,形状像一片云。跟陈大爷盯了一整夜的那块水渍一样。
他想起父亲。想起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——“爸等你回来。”
手机又震了。
是王淑芬发来的消息。不是文字,是一张照片。照片里是孙子,坐在客厅的地毯上,手里举着那本《好饿的毛毛虫》。孙子的嘴张着,像是在念“星期一,毛毛虫吃了一个苹果”。他的脚上穿着两只袜子——一只蓝色,一只灰色。照片的角落里能看到电视的一角,屏幕上在播新闻。
照片下面,她打了一行字:
“他今天念了五遍。每一遍都说是念给爷爷听的。”
刘明远把手机贴在胸口。屏幕朝内,贴着那个装过支架的地方。手机是温的。
他擦干眼泪,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。
小林还站在床边,眼睛通红地看着他。周远和刘芳也没有走。赵领队站在门口,手里还攥着那部手机。
刘明远深吸一口气,一把抓住小林的手腕,力气大得连他自己都惊讶,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:
“病区……现在怎么样?有多少重症?有没有人需要插管?ECMO那台机器,谁在盯着?”
小林被问得一愣,眼泪掉得更凶了:“主任,您都这样了还管病区……患者很多,一晚上又收了八个重症,刚才还有两个需要紧急插管,是小张医生硬着头皮上的,他手都在抖……”
刘明远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
小张是刚入职两年的年轻医生,插管操作不算熟练,面对高浓度气溶胶的危急关头,别说他,就连刘明远这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,都要屏住十二分的心神。他硬着头皮上,不仅患者危险,他自己的感染风险,更是翻了十倍。
“扶我起来。”
他再次用力,语气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,眼神冷硬而坚定。
“主任!不行啊!您现在出去,就是拿命开玩笑!您的身体……”小林急得声音都变了调。
“我的身体不用你管!”刘明远猛地提高声音,牵扯到胸口一阵剧痛,却依旧咬着牙低吼,“我是医疗队队长,是重症组负责人,我的队员在前面拼命,我的患者在等着救命,我躺在这里,算什么医生?算什么组长?”
就在这时,观察室的门被轻轻推开。
赵领队走了进来。他同样穿着防护服,隔着一层雾蒙蒙的护目镜,刘明远能清晰地看见他通红的眼眶。
他没有劝刘明远。只是走到床边,把一张折叠好的防护服、一套新的N95口罩,轻轻放在床头。
“我就知道,劝不住你。”赵领队的声音很低,带着压抑的哽咽,“省里的嘱托我再重复一遍——活着,一定要活着。家里,我们替你守着。你要是再倒下,我就是绑,也要把你绑回病房。”
刘明远看着他,眼眶瞬间发热。
没有多余的话,这就是战友,这就是白衣。懂你的倔强,懂你的使命,更懂你不能退的理由。
在小林的搀扶下,刘明远一点点坐起身。
头晕、心慌、四肢发软,每一寸肌肉都在尖叫着抗议,可他的大脑却异常清醒。他咬着牙,一点点套上防护服,因为力气不足,动作笨拙而缓慢,拉链拉了好几次才拉到顶端。
小林帮他戴上N95口罩,勒得紧紧的,那两道熟悉的压痕,再次印在他的脸上。
刘芳站在旁边,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。她没有说话,只是伸手帮他检查了防护服的每一道接缝,用胶带封好袖口和手套的交界处,动作比之前更慢,更仔细。
“好了。”她说。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。
刘明远点了点头。然后他扶着墙壁,一步步朝着观察室门外走去。每走一步,心脏都在狂跳,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,可他的脚步,却没有丝毫停顿。
“主任,您真的要去吗?”小林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他没有回头。
“病区需要我。”
简简单单五个字,是他能给出的,唯一的答案。
推开重症病区的大门,扑面而来的,依旧是那股让人窒息的紧张气息。仪器的报警声、呼吸机的运转声、队员们压抑的呼喊声,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昏暗的灯光下,刘明远看见小张医生正站在一张病床前,双手握着喉镜,浑身都在发抖。面前的患者血氧已经掉到了百分之三十,脸色青紫,呼吸微弱,再晚一分钟,就回天乏术。
“让开!”
他一声低喝,快步冲了过去。
小张猛地回头,看见是他,眼睛瞬间瞪圆,满脸不敢置信:“主任?您不是——”
“别废话,准备插管!固定头部!给氧!”
他没有给小张多余惊讶的时间,直接接过喉镜,双手稳稳握住。长时间虚弱导致手指有些发抖,他深吸一口气,强行压下胸口的绞痛,眼神死死盯住患者开放的气道。
喉镜伸进去。金属的弧度顺着舌面往下滑。他看到了会厌——肿胀的,颜色比正常的深,像一块被水泡过的海绵。
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。不是一滴一滴的,是成股地往下淌。汗水流进他的眼睛,蛰得生疼。他眨了眨眼,汗水和眼泪混在一起,视野更模糊了。他不敢用手去擦。手套上全是患者口腔里的分泌物。气溶胶在瞬间喷涌而出,病毒就在眼前,死亡近在咫尺。
他没有丝毫退缩。
他闭了一下眼。然后睁开。然后把手里的喉镜又往前送了半厘米。
这一次,他看到了。
声门。白色的。小小的。在视野深处像一道白色的缝隙,随着患者微弱的呼吸一开一合。
快、准、稳。
导管精准送入气道,呼吸机发出平稳的运转声,监护仪上的血氧数值,一点点往上攀爬——百分之三十五、百分之四十八、百分之六十二、百分之八十五。
成功了。
患者脱离危险。
刘明远长长松了一口气,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,双腿控制不住地打晃,只能靠在床沿上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护目镜里全是水雾,什么都看不清,只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,和胸腔里隐隐的刺痛。
“主任……您真的不要命了……”小张医生站在旁边,声音哽咽。
他拍了拍小张的肩膀,隔着防护服,轻轻说了一句:
“我们是医生,身后就是万家灯火,我们不冲,谁冲?”
那一晚,刘明远再次回到了岗位。
没有休息,没有停歇,刚刚从昏迷中苏醒的他,再次披上战袍,站在了生死第一线。
他带着队员们继续查房,继续给危重患者吸痰、管理ECMO、调整呼吸机参数。
一个护士平均护理三名危重症患者,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脸上的压疮溃烂了,就贴一张创可贴;防护服里密不透风,汗水流进眼睛里,蜇得生疼,也只能咬牙忍着;有人连续工作七十二小时,靠在墙角就能睡着,可一听见报警声,立刻弹起来冲向病床。
他们也会怕。
怕被感染,怕倒下,怕再也见不到家人,怕眼睁睁看着患者离去却无能为力。
可他们更怕,自己退一步,病毒就前进一步。
凌晨四点,刘明远在巡查最后一间病房时,胸口再次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。这一次,他没有倒下,只是缓缓靠在墙上,从口袋里摸出提前备好的心脏药,干咽了下去。
冰冷的药片划过喉咙,心脏的绞痛一点点缓解。
他抬起头,透过布满水雾的护目镜,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。
窗外的武汉,天还没亮。长江大桥上的灯全灭了。但桥还在。红色的桥身,像一道彩虹跨过江面。江水在桥下流,流了一千年,还会再流一千年。
这座城市生病了,可它没有倒下,就像他们一样,咬着牙,在黑暗里硬撑,等着黎明到来的那一天。
他掏出手机,屏幕上是妻子发来的消息,最后一条停留在三个小时前:
“老公,我和孩子等你回家,千万保护好自己。”
他指尖微微颤抖,回了四个字:
“放心吧。”
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,他再次挺直早已酸痛不堪的脊梁,转身走向下一张病床。
白衣执甲,逆行出征。
他可以晕倒,可以疲惫,可以被疼痛折磨得遍体鳞伤。
但他,绝不会倒下。
因为在这片被疫情笼罩的土地上,有无数生命,正等着他们,从死神手里,一把抢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