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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终于站起来。他的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，鼻尖红红的，脸上全是泪痕。但他擦干了眼泪。他用袖子擦了擦脸，又用袖子擦了擦手，然后转过身，走出了ICU。
他走到王淑芬面前。
“王院长。”他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那种平静不是释然，不是接受，而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是炸药爆炸前引线燃烧的声音。
“刘先生，我们对您父亲的去世深表遗憾。医院会依法依规——”
“我爸是被你们治死的。”他打断了她。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是用锤子钉进墙里的钉子。
王淑芬没有说话。
“我不管什么肺栓塞，不管什么并发症。”他的眼睛盯着她，目光像刀子。“你们把我爸的腿切错了，他才会躺在床上，才会得什么栓塞，才会死。你们不认也得认。”
“刘先生，我们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——”
“我不要什么条例！”他的声音忽然拔高了，走廊里的患者家属都看了过来。“我要你们赔钱！”
“赔偿需要经过医疗鉴定——”
“我不管鉴定！”他往前迈了一步，离她只有半步远。她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——烟味，酒味，还有眼泪的咸味。“我告诉你，王院长。我爸没了。你们医院别想好过。你不赔钱，我让你们开不了门！”
他的手在抖。不是怕，是愤怒。他的拳头攥了又松，松了又攥，指节泛白，骨节咯吱咯吱响。
“刘先生，您的诉求我知道了。请您通过正常渠道——”
“正常渠道？”他笑了。那笑声刺耳，尖锐，像玻璃碴子划黑板。“正常渠道就是把你们告到倒闭！”
他伸出手，指着她的脸。手指离她的鼻尖只有几厘米。
“你等着。”他说。声音低了下去，低到只有她能听到。“你等着。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皮夹克的下摆在走廊里甩了一下，消失在拐角处。光头和瘦高个跟在后面，三个人走进电梯，门关上了。
王淑芬站在原地，手里握着一份还没来得及给家属签字的病危通知书。纸被她攥皱了，边角破了，指甲掐进了纸里。
她没有动。走廊里的灯管闪了一下，又亮了。有人从她身边走过，撞了一下她的肩膀，她没反应。
她站了很久。
然后她低下头，看着手里那份皱巴巴的病危通知书。老人的名字写在上面——刘德厚，七十五岁，住院号230317。她认识这几个字，每一个都认识。可它们连在一起，就变成了一个回不来的人。
她把通知书叠好，放进了白大褂的口袋里。
然后她转过身，走回了ICU。她还要做太多事情——审核死亡报告，整理病历，安抚其他患者家属，应付接下来的医闹。她的脑子里已经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，每一项都刻不容缓。
但她站在ICU门口，又停了一下。
她想起刘铁军跪在床边的样子。想起他喊那声“爸”时声音里的东西。不是愤怒，不是仇恨，是失去。是那种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走了，从此以后你是一个孤儿的失去。
她闭上眼睛。
走廊里很安静。只有日光灯的嗡嗡声，和远处某个病房里传出来的**。
她睁开眼睛，推开了ICU的门。
窗外的天已经大亮了。雪停了。阳光照在雪地上，白晃晃的，刺眼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但有些人，永远留在了昨天。
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。她拿出来一看，是李明远发来的消息：“淑芬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听说出事了。”
她盯着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想打“没事”，又想打“患者没了”，最后她打了三个字——“患者没了。”
消息发出去，五秒钟后，电话就打过来了。
“淑芬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心疼。
“嗯。”
“你还好吗？”
她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阳光。阳光照在她脸上，暖洋洋的。可她的身体是冷的，从里到外都是冷的。
“我没事。”她说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淑芬，你说过，咱们这一辈子，什么事都遇到了。都扛过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这次也能扛过去。”
她没说话。眼泪从眼角滑下来，顺着脸颊流到下巴，滴在白大褂上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。
“老李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好累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她又沉默了。走廊里有人在喊她，“王院长，王院长”，一声接一声的。她擦了擦眼泪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“老李，我先挂了。有事。”
“好。晚上打给我。”
她挂了电话。把手机揣进口袋，整了整白大褂的领子，朝喊她的方向走过去。
走廊很长，她的脚步声很稳。
她没有回头。
当天下午，医务科长急匆匆地推开她办公室的门，脸色发白。“王院长，刘铁军带人来医院了。在大厅搭了灵棚，烧纸钱，还拉了横幅。横幅上写着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敢说下去。“写着什么？”王淑芬抬起头。“庸医杀人，还我父亲。”医务科长的声音在抖。王淑芬放下手里的笔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透过窗户，她看到医院大门口围了一大群人。有人在烧纸，灰黑色的纸灰飘得满天都是。有人在拉横幅，白底黑字，触目惊心。有人在喊口号，声音很大，传到六楼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她看着那些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她转过身，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“报警。”她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