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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县里回来之后,“锦色”的名声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,到处落地生根。
最先来的是周边乡镇的人。他们骑着自行车、坐着拖拉机、甚至步行十几里路,来“锦色”参观学习。沈织宁没有拒绝,让林晚棠带着他们在厂里转一圈,看看织机、看看染坊、看看成品。有人问这问那,能答的就答,不能答的就说“这是厂里的秘密,不方便说”。大多数人理解,个别不理解的,刘婶挡在门口,叉着腰:“不买东西就出去,别耽误我们干活。”
紧接着来的是县工业局的低息贷款批文。五万块,年息百分之二点五,三年还清。这是县里对“出口创汇典型”的扶持政策,郑科长亲自送来的。沈织宁签了字,拿了钱,没有急着花。她把这笔钱存在银行里,作为“锦色”的风险准备金。
然后来的是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新合同。陈知行带着合同来的,上面写着——年度框架协议,出口额不低于二十万米,总金额不低于两百万元。沈织宁看完合同,没有当场签字。
“陈经理,二十万米,我们现在的产能远远不够。”
“所以你们要扩。”陈知行说,“县里给了贷款,省里给了配额,客户给了订单,你们只需要把产品做出来。沈织宁,这是机会,也是考验。接不接,你决定。”
沈织宁把合同带回了村里,没有急着签。
她需要想清楚一个问题——“锦色”要往哪里走?
六十七个人,二十八台织机,两笔出口订单,五万块贷款。这些数字放在一起,好看,但也烫手。人多了,管理更复杂了;订单多了,资金周转更紧张了;名气大了,盯着的人更多了。
她坐在新厂房的办公室里——其实就是在设计室角落里隔出来的一小块地方,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,一个文件柜。桌上堆满了账本、合同、报表、信件。她翻开账本,把数字又算了一遍。
六十七个人,每个月工资要发一千多块。原料采购、水电费、设备维护、外协加工费,每个月固定支出两千多块。加上贷款要还,资金链绷得很紧。
她合上账本,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。
“织宁。”林晚棠敲门进来,“红星公社的砖瓦厂厂长来了,想请你吃饭,说是取经。”
“不去。没时间。”
“县里的记者想来采访,约了好几次了。”
“推了。就说厂里忙。”
“省城有个乡镇企业交流会,邀请你去做嘉宾。”
“不去。”
林晚棠看着她,欲言又止。
“怎么了?”
“织宁,你现在是典型了,很多事不是你不想去就能不去的。”林晚棠推了推眼镜,“县里支持你,是因为你是典型。如果你不配合,县里会觉得你不识抬举。”
沈织宁睁开眼,看着林晚棠。她说的对。
“我知道了。采访约在下周三下午,交流会我去,但不发言。吃饭不去,就说我胃不好。”
林晚棠笑了:“行。”
林晚棠走后,沈织宁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。她拿起那份年度框架协议,看了看上面的数字——二十万米,两百万块。
她想起三个月前,第一批样品寄出去的时候,她站在院门口,心里想的只是“能卖出第一批就好”。现在,订单堆在桌上,贷款批下来了,名声出去了,她却比任何时候都焦虑。
因为“锦色”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事了。六十七个人的饭碗,几十个家庭的生活,县里的期望,客户的信任,都在她肩上。
她站起来,走到窗前。
窗外是厂区。织造车间的灯亮着,二十八台织机同时运转,声音传到这边已经不那么响了,但能感觉到那种嗡嗡的震动。染坊的烟囱冒着白烟,在夕阳中慢慢散开。工人们三三两两地从车间里出来,去食堂吃饭。有人在笑,有人在聊天,有人在喊孩子的名字。
沈织宁看着这些,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——“锦色”不能只靠她一个人。如果有一天她病了、累了、不在了,这个厂要能自己转下去。
那天晚上,沈织宁把林晚棠、翠姑、小七、刘婶、韩师傅叫到一起,开了一个会。
“我想做一件事。”她说,“把‘锦色’从‘厂长说了算’变成‘制度说了算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