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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安哥。”她叫了一声。
“咱们儿子……我有点后悔送他出国了。”
陆今安走过去，蹲下来，伸出手，把她搂进怀里。他的胸膛很宽，像一堵墙，把她整个人裹在里面。
他的手轻轻地、一下一下地拍着她的后背，像从前她拍着他哄他睡觉一样。
“不怪你，娇娇。”他的声音很低很稳。“什谦那小子，鬼精鬼精的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苗初把脸埋在他胸口，没有说话。
陆今安抱着她，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，闭上眼睛。
他想起什谦小时候，刚会走路那会儿，摇摇晃晃地朝他跑过来，嘴里喊着“爸爸，爸爸”，一头扎进他怀里。
什谦像他，不爱说话，不爱笑，什么都看在眼里，什么都记在心里。
他五岁的时候就会自己做饭了，七岁的时候就会自己坐车去上学了，十岁的时候就能独自带妹妹了。
可也正是因为这份早熟，陆今安相信他能在这种时候保护好自己。
“儿子传过来消息是在东南岛。我这就派人去查。”苗初忽然从他怀里直起身。
她不是在害怕了，她是在战斗了。
她只允许自己脆弱两秒，敢动她的儿子，真的是不想活了。
她站起来，走到办公桌前，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陆今安看着她的背影，看着她从一只受伤的、蜷缩的、需要人保护的猫，重新变回了那只张牙舞爪的、让人不敢靠近的虎。
他忽然想起大勇哥说过的一句话，“娇娇这个人，你永远不用担心她会倒下。因为她倒下的时候，就是在蓄力。等她站起来，会比倒下之前更可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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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岛，在马来半岛的西海岸。
岛不大，二十几平方公里，住着几千户渔民，靠打鱼和跑船为生。
岛上没有像样的码头，没有像样的路，没有像样的房子。
只有椰子树、红树林和那些用铁皮和木板搭起来的棚屋，在热带的大太阳底下，像一堆被随手丢弃的垃圾。
这里是海盗的天堂。
因为这里没有政府，没有警察，没有法律。
只有枪。谁的枪多，谁就是法律。
宋明远的消息在两个小时后就传回来了。
他在马六甲海峡跑了八年，每一条航线上都有他的人，每一个码头上都有他的眼线。
他不需要去东南岛，他只需要打几个电话。
他是苗氏外贸出口的大管家，对这一块航线熟得很。
“老板，查到了。”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“东南岛西岸，有一个废弃的渔船修理厂，最近半个月来了一伙人，租了厂里的几间房子，深居简出，不跟岛上的人来往。
有人看到他们带着一个孩子，十二岁左右的样子，高高瘦瘦的，穿着深色的衣服。”
苗初握着话筒的手在发抖，可她的声音没有。“确定是什谦？”
“确定。我让人把什谦的照片拿给那个报信的人看了，他说就是这孩子。头发有点长，瘦了一些，可眉眼没错，那双眼睛他记得，说是‘像狼崽子一样，盯得人发慌’。”
苗初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“宋经理，你继续盯着。有什么动静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”
“明白。”
“还有，承诺给报信人的钱直接让王丽批给他”
“好的老板，那个……”
“什么？”
“咱们苗氏大楼外来了很多渔人，都说是来报信的。”
“让王丽筛选信息，只要正确的提供有效证据的都给正常发”
“好的老板”
钱这个东西是苗初现在最不缺的。
宋明远挂掉电话，真恨自己家咋没有渔民亲戚，说不定这个钱他也可以赚一笔，他是真眼红啊。
苗初放下电话，转过身，看着陆今安。
她的脸上没有笑容，可她的眼睛里有光了。那不是脆弱的光，那是猎手发现猎物踪迹时才会有的光。
“有消息了。”她说。
陆今安笑了，笑得眼眶都红了。“我说了，那小子鬼精鬼精的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登报的第二天，苗氏大楼的门被挤破了。
从早上七点开始，就有人在大楼底下等着了。
有穿胶鞋的渔民，有戴草帽的农民，有骑着自行车来的小商贩，有拄着拐杖的老人，有背着孩子的妇女。
他们手里都攥着一张报纸，报纸上那则寻人启事被折了又折、摸了又摸。
他们的眼睛里有同一种光，不是贪婪，不是侥幸，是一种朴素的、真诚的、让人鼻子发酸的东西。
一百万。一百万港币，够一个渔民打一辈子的鱼，够一个农民种一辈子的地，够一个小商贩做一辈子的生意。他们不认识陆什谦，不认识苗初，不认识苗氏。可他们认识那三个字——一百万。
林从深站在一楼大厅里，被眼前的人潮吓了一跳。
他见过排队买月饼的，见过排队看病的，见过排队等公交的，可他没见过排队送情报的。
人从大厅排到了门外，从门外排到了人行道上，从人行道上排到了马路边。有人甚至带着干粮和水，像是准备在这里等上一整天。
“一个一个来！”林从深扯着嗓子喊，声音都喊劈了，“把你们知道的情况告诉登记员，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。如果信息被采用，我们会联系你们！”
大厅里摆了五张桌子，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登记员，都是从苗氏各个部门临时抽调过来的。他们面前摊着笔记本，手里握着笔，飞快地记录着每一个人的信息。
第一个登记的是一位老渔民，六十多岁，皮肤被海风吹得像老树皮，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硬币。
他把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放在桌上，手指在“东南岛”三个字上点了点。“这个地方，我知道。我年轻的时候去过。那里有一片红树林，船可以藏在里面，外面看不到。”
登记员飞快地写着。“大爷，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我姓何，大家都叫我何伯。”
“您说的这个情况，我们会核实。如果属实，我们会联系您。”
何伯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忽然停下来，回过头，看着大厅里那些忙忙碌碌的人，看着那五张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桌子，看着苗氏集团的牌子。
“那位女士，”他张了张嘴，像是在斟酌措辞，“那位丢了孩子的女士，是个好人。我以前在码头上扛过包，那时候饭都吃不上，她让人在码头边上支了个粥棚，每天早上施粥，不要钱。我喝了三个月。我这条命，算是她给的。如果消息有用不用给我报酬。”
他没有等登记员回答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其实苗初已经忘记了，她当时跟着岳婉晴一起在香港各地都支过粥棚，无形中帮过很多人，现在很多人也来无偿带来消息。
何伯的消息不是唯一的消息。
一上午，登记员们记下了几十条线索。有人说在东南岛看到过可疑的人，有人说在马六甲海峡听到过孩子的哭声，有人说在泰国南部的某个渔村里见过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男孩，有人说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想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
林从深和王丽把所有的线索整理好，送到苗初的办公室。
苗初一份一份地看，看得很快，可每一份都看得很仔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