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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贤堂静立在什刹海的前沿，是一座十二开间的二层楼阁。青砖对缝，雕梁画栋。院里搭着戏台，围拢百余间客房。
登上二楼，凭栏远眺，什刹海的碧波烟柳尽收眼底，水光潋滟，柳色如烟，风光绝佳。而最惹眼的，还要数大门门簪上镌刻的四个字，群贤毕至。笔锋沉稳，气度雍容。
平日里，这里头最是热闹，什么人都有，喧喧嚷嚷的，像一锅煮开了的粥。
可这些日子，会贤堂的生意淡了许多。
不是没人来，是来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。
街面上多了许多穿灰布军装的兵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枪上都上着刺刀，在日头底下闪着冷光。前门大街两旁的铺子关了好些家，门上贴着白色的封条，写着“军警查封”四个字，墨迹未干，在风里头一掀一掀的。听说是抓革命党，抓了好些人，有学生，有老师，有记者，有议员，还有一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的普通人，不过是在茶馆里头多说了一句话，不过是在报纸上多看了两眼，便被带走了，带去了哪里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敢问。
会贤堂的老板姓吴，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，平日里最爱说笑，见谁都笑嘻嘻的，可这些日子他也不笑了，整天绷着一张脸，站在柜台后头，拨着算盘珠子，拨得心不在焉的。他怕哪天几个当兵的冲进来，把客人们赶走，把桌椅砸了，把他也带走。这种事不是没有过，东四牌楼那边的听雨轩，就因为有个客人在里头骂了一句“顾震霆是个什么东西”，第二天就被封了，老板被抓进去关了半个月，放出来的时候瘦得脱了相，逢人就说：“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”
可今天，会贤堂的二楼雅间里，还是坐了几个人。
张恺之来得最早。身穿一件尖领衬衫，外搭一件毛背心，配上马裤和一双锃亮的尖头皮鞋。
他端起茶碗，用盖子拨了拨浮沫，喝了一口，皱了皱眉。茶是上好的龙井，可今天喝着，总觉得有一股子涩味，不知道是茶叶不好，还是心里头不好。
“你们听说了么？”他把茶碗搁下，声音不大，“顾言深，被关到西山去了。”
在座的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没有人接话。不是不知道说什么，是不敢先说。谁知道这屋子里有没有耳朵？谁知道隔壁坐着的那个低头喝茶的人是不是密探？这些日子，谁都不敢乱说话，说了就是“妄议朝政”，就是“通匪”，就是“革命党”。帽子一顶比一顶大，扣下来能把人压死。
说话的是陈二小姐，交通部次长的女儿。陈二小姐今年十九，生得不算顶好看，可会打扮，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旗袍，领口别着一枚珍珠别针，头发烫成时下最流行的波浪卷，往那儿一坐，像一朵刚开的花。她手里捏着一把团扇，扇面上绣着两只彩蝶，一上一下地飞，她拿着扇子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，扇出来的风把鬓角的碎发吹得一飘一飘的。
“我听说了，”她的声音脆生生的，像咬了一口脆苹果，“说是顾言深跟他父亲吵了一架，被夺了兵权，关到山上去了。”
“吵架？”另一个公子哥儿接话了，姓李，叫李仲平，是税务部李次长的儿子，圆脸，微胖，笑起来像个弥勒佛，可此刻他笑不出来，“不是吵架，听说是替革命党说话，被抽了鞭子。”
雅间里安静了一瞬。
鞭子。这个字眼落在每个人心头，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。在座的这些人，都是从小被家里管着的，挨过骂，挨过罚，可谁挨过鞭子？
“顾言深……”张恺之慢慢地摇着折扇，扇面上的兰草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，“是个有担当的。”
这句话在座的都听见了。李仲平低下头，端起茶碗，用盖子拨着浮沫，拨了好几下，一口没喝，又放下了。陈二小姐手里的团扇停了，停在一半，扇面上的那两只彩蝶停在半空中，像是飞不动了。还有一个穿灰色西装、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姓张，叫张知秋，是燕京大学法科的学生，他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街景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，一下，一下，一下，像在敲着什么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鼓点。
这件事，在北平城的世家子弟里头，已经悄悄传开了。没有人敢公开议论，可私底下，在那些关紧了门窗的屋子里，在那些压低了声音的谈话里，人们在说：顾言深，是个男人。
陈二小姐把团扇重新扇起来，扇出来的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得飘起来，又落下去，又飘起来。她看着窗外，窗外的街景灰蒙蒙的，远处的前门楼子在薄雾里头像一个大大的剪影，黑黢黢的，压在那里。
“沈青瓷真是好福气，”她忽然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跟谁赌气，“嫁了这么一个人。”
这句话像一颗石子，扔进了平静的水面。在座的几个女生，除了陈二小姐，还有张知秋的未婚妻，和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林小姐，齐齐地看向她，眼神复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