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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拿着稿子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。门关上了。
伊洛娜站在前台，心跳加速。她看着墙上挂着的老照片——第一排是编辑部的全体成员，第二排是维也纳的街景，第三排是一些她不认识的人物。
大约过了十分钟，门开了。
一个高挑的女人走了出来。她大约四十岁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，头发盘在脑后，脸上没有化妆，但有一种天然的、让人安心的气质。
“你就是作者？”女人问。
“是的。”
“跟我来。”
伊洛娜跟着她走进办公室。办公室不大，但很整洁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。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，旁边堆着几摞稿件。
“坐。”女人指了指椅子，自己坐到桌后。
“您是苏特纳夫人？”
“是的。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贝尔塔。”
伊洛娜坐下。贝尔塔拿起那篇稿子，翻了几页。
“你写得不错。观点尖锐，文笔流畅。但你犯了一个错误。”
“什么错误？”
“你把股市崩盘的原因归结为‘男人的贪婪’。这是对的，但不全面。女性的命运被股市影响，不是因为男人贪婪，而是因为整个社会把女性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。女人没有投票权，不能拥有财产，不能签订合同。所以当经济危机来临时，女人是最脆弱的。”
伊洛娜愣住了。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。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她问。
“我想说，”贝尔塔放下稿子，“你的文章是好文章，但还停留在‘抱怨’的阶段。真正的好文章，不应该只是抱怨，而应该给出解决方案。”
“那你觉得解决方案是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所以我才需要更多的记者来帮我找答案。”
贝尔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，放在伊洛娜面前。
“填了它。从下周一开始，你是《新自由报》的实习记者。试用期三个月，没有工资。三个月后，如果你能写出一篇让我满意的报道，转正，有工资。”
伊洛娜看着那张表格，手在颤抖。
“我是一个女人。”她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贵族女人当记者，会被整个社交圈嘲笑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不在乎。”
贝尔塔笑了。“那你还在犹豫什么？”
伊洛娜拿起笔，填了表格。
她写下了自己的真名：伊洛娜·拉科齐。
没有用笔名，没有用化名。
就是她的名字。
雅各布在晚上九点关上了咖啡馆的门。
今天收入不错——将近四个福林。他数了两遍，把钱锁进暗格里。
然后他坐下来，开始写信。
不是写给妹妹的——他已经不再给妹妹写信了。而是写给一个他不知道名字的人。
“亲爱的陌生人：
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在哪里。但我知道，你一定存在。
因为如果不存在，这个世界就太孤独了。
我叫雅各布·科恩，是一个犹太人，在维也纳开咖啡馆。我不信上帝，但我信一些别的东西——比如，人应该对别人好，哪怕没有回报。
今天股市崩盘了。很多人失去了毕生的积蓄。有人跳楼，有人哭，有人骂皇帝，有人骂犹太人。我坐在柜台后面，听着这些话，忽然觉得很累。
不是身体的累。是心里的累。
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。也许会更糟。也许会更糟很多。
但我会活着。
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，只是因为活着本身，就是一种反抗。
如果你也在活着，请在某个夜晚，抬头看看天空。
也许我们能看到同一颗星星。”
他写完之后，把信折好，放进一个信封里。信封上没有写收件人，只写了四个字：“上帝收。”
然后他把信放进了抽屉。
抽屉里已经有很多封这样的信了。
他从没寄出过任何一封。
也许永远不会寄出。
但写下来，心里会好受一些。
莱奥在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。
他累得几乎站不住。今天站了将近十个小时，腿像灌了铅。
施密特已经睡了。莱奥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，脱掉靴子，躺到床上。
他闭上眼睛，但睡不着。
脑子里全是今天的画面——那个提衣服的男人、那个抱婴儿的女人、那个拄拐杖的老人。
“你为什么要当军人？”
“为了活着。”
“活着就好。”
那个老人的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回响。
“活着就好。”
是的。活着就好。
但活着是为了什么？
他不知道。
也许活着本身，就是答案。
他翻了个身，终于睡着了。
梦里，他站在一片巨大的空地上，周围什么都没有。天空是灰色的，地面是灰色的，一切都是灰色的。
然后，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。
那个人朝他走过来，越走越近。
他看见了那个人的脸。
是他父亲。
“爸爸。”他喊了一声，但发不出声音。
父亲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头。
“莱奥，”父亲说，“你长大了。”
他想问父亲很多问题——你为什么死？你后悔吗？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
但他问不出来。
因为他的嘴被封住了。
不是被人封住的，而是被某种无形的、巨大的力量。
父亲看着他，笑了。
“不要问为什么，”父亲说，“活着就好。”
然后父亲消失了。
灰色变成了白色。
他醒了。
枕头是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