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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下的路途平静了许多。
横肉男和裹头巾的女人在下一个大站被移交给了当地公安。
车厢里少了两个人，空气都清爽了不少。
苏曼靠着窗户，一天天看着窗外的景色从黄土塬变成戈壁，又从戈壁变成连绵的灰褐色山脉。
天一天比一天高，风一天比一天硬。
每逢大站停靠，她就拿粮票去站台上换吃的。
有时候是馒头，有时候是饼，赶上一回有个老乡挎着竹篮在站台上卖茶叶蛋，两分钱一个不要票，她咬咬牙买了三个。
两个自己吃，一个剥好了递给圆脸大姐，人家一路上照应她，有来有往才是正理。
圆脸大姐在第三天的中午下了车，临走前把自己剩的半包炒花生全塞给了苏曼。
“拿着吃，补身子。到了部队好好过日子！”
苏曼收了花生，认认真真道了谢。
最后两天她一个人坐着，也没觉得难熬。
馒头就着白开水，花生掰碎了一粒粒地嚼，省着吃够用了。
快到站的时候她摸了摸口袋，算了算：十块钱还剩八块六毛三，粮票还剩三斤七两。
路上没浪费，到了驻地也不至于两手空空。
第五天。
火车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驶进了终点站。
苏曼醒来的时候，车窗外正下着雨。
不是南方那种缠绵的细雨，是西北特有的直愣愣的大雨，水柱子抽在铁皮车顶上，震得整节车厢嗡嗡响。
站台上灰扑扑的水泥地面被冲出了一道道浅沟，积水哗哗地往排水渠里灌。
苏曼把编织袋拎起来，理了理身上皱巴巴的衣裳，摸了摸口袋。
八块六毛三，三斤七两粮票，汇款回执和那封信，都在。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拎着袋子往车门走。
站到车门口的时候，她往外看了一眼，雨幕连天，站台上看不清人影。
“到站等我。”
信上写的是这四个字。
可这么大的雨，真有人在外头等着吗？
苏曼咬了咬下唇，一手拎袋子一手扶着门框，踩上脚踏板，迈下了最后一级台阶。
鞋底落在站台上的那一刻——
雨停了。
不是渐渐地小下去，而是像谁拧紧了水龙头一样，哗啦啦的水帘猛地收住了。
最后几滴雨砸在站台边缘溅出水花，然后天就亮了。
厚重的云层从中间裂开一道缝，阳光劈头盖脸地倒下来。
苏曼仰头望了一眼，天边挂着一道弯弯的虹。
颜色浅浅的，不算浓烈，搭在灰褐色的山脊上面，安安静静地弯着。
苏曼愣了一下，然后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运气还真不错。”
视线从天上收回来，落在了站台尽头。
一个人站在那里。
军装湿透了，墨绿色的布料颜色沉得发黑，紧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宽阔的肩膀和挺直的脊背。
裤腿上溅满了泥点，军靴踩在积水坑里，靴帮子糊了一层黄泥。
他显然在雨里站了很久了。
苏曼的脚步顿住了。
她盯着那个人看了好几秒。
高。
非常高。
一米八五往上的个头，肩宽背阔，站在那里像一堵墙。
腰杆子挺得笔直，两条腿结结实实地踩在地上。
但苏曼看得仔细。
他的重心微微偏向左腿，右腿虽然也踩着地，膝盖却绷得过直，不像是自然站立，更像是在较劲。
站台上积水深一脚浅一脚，他走过来的时候步幅很大，速度也快，可右脚落地的那一瞬，整个人的肩膀会不易察觉地往下沉一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