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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野从硅谷飞了回来。他接到方明远的电话时，正在开会。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投影仪上是一季度的财报，有人在发言，声音平稳而专业。他的手机震动了，他看了一眼屏幕——方明远。他的心跳忽然加速了。他没有接。他不敢接。他知道方明远不会无缘无故打电话。方明远从来不在工作时间打电话。他挂了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什么事？”三秒钟后，方明远回复了三个字：“砚哥走了。”苏野盯着那三个字，盯了很久。屏幕上的字模糊了，又清晰了，又模糊了。他站起来，椅子向后滑出去，撞到了墙上。所有人看着他。他没有解释。他说了一句“我有急事”，然后走出了会议室。
他订了最快的机票。没有直飞，要转机。十几个小时，加上转机等待的时间，将近二十个小时。他在飞机上睡不着。他闭上眼睛，就看到李砚。大学时的李砚。瘦瘦的，沉默寡言的，总是坐在最后一排。他的衣服很少，就那么几件，轮着穿。但他的衣服总是很干净，洗得发白，叠得整整齐齐。他不说话，但他不冷漠。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说话。他从小就没有人教他怎么说话。他妈在菜市场卖菜，他爸在工厂做工，家里没有人有时间跟他说话。他习惯了一个人。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走路。他的孤独不是没有朋友，是长在骨头里的。
苏野是第一个主动跟他说话的人。不是若棠。若棠是第一个跟他说话的女的。苏野是第一个跟他说话的男的。报到那天，苏野排在他后面，看到他行李箱上绑着的搪瓷杯，笑了。那个搪瓷杯是白色的，上面印着一朵红色的牡丹花，已经磕掉了两块瓷。苏野说：“哥们，你这杯子有个性。”李砚转过头，看着他，面无表情。苏野以为他生气了，连忙说：“开玩笑的，我也有一个。”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，银色的，新的，在灯光下闪着光。李砚看了一眼，嘴角弯了一下。那是苏野第一次看到他笑。不是礼貌性的、敷衍的笑，是那种从心底里涌上来的、藏都藏不住的笑。很短，很淡，像冬天里的一缕阳光。苏野后来才知道，那个搪瓷杯是李砚他妈塞进去的，说“学校里喝水要钱，自己带杯子省钱”。李砚从来没有换过那个杯子。他用了四年。毕业的时候，杯子终于碎了。他把碎片收起来，装在塑料袋里，放进了行李箱。苏野问他为什么要留着。他说“我妈买的”。苏野没有再问。
飞机落地时，已经是深夜。苏野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大厅，方明远在出口等他。方明远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，头发乱了，眼睛红红的，显然哭过。他看到苏野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苏野也没有说话。他们并肩走出机场，上了车。方明远发动了引擎，车驶上了高速。窗外的夜景飞速后退，路灯一盏一盏地闪过，像一串被拉长了的珍珠。苏野靠着车窗，看着那些灯光，想起了大学时的那些夜晚。
那时候他们四个人——李砚、方明远、苏野、还有另一个同学——经常在宿舍阳台上喝啤酒。两块五一罐，最便宜的那种。他们聊到天亮，聊理想，聊未来，聊女孩。李砚不太说话，他只是听着，偶尔笑一下。他的笑很短，很淡，但很好看。苏野问他为什么不说话。他说“你们说的都挺好的，我没什么要补充的”。方明远笑了，说“你就装吧”。李砚没有反驳。他低着头，看着手里的啤酒罐。啤酒罐上有一层冷凝水，他的手指在上面画着圈。苏野不知道他在画什么。也许是若棠的名字。也许是向日葵。也许是别的什么。
“他什么时候走的？”苏野问。
“今天早上。在林婉面前走的。穿的是若棠给他买的那件白衬衫，还有那条深蓝色的裤子。”方明远的声音很平，但他的手在方向盘上握得很紧。“他早就准备好了。那件衬衫他穿了五年，洗得发白了，扣子掉了两颗又缝上。他一直留着。”
苏野没有说话。他想起了那件白衬衫。大学时，若棠给李砚买了那件白衬衫，花了八十块钱。李砚舍不得穿，挂在衣柜里，每次只有和若棠约会时才穿。苏野笑他“像个新郎官”。他瞪了苏野一眼，但嘴角是翘着的。那时候若棠还在。那时候李砚的眼睛里还有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