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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楠奕是在我回学校第三天出现的。
准确地说，是“重新”出现的。她其实一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靠门的位置，只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。这听起来很残忍，但事实就是这样——在一个五十多人的班级里，总有一些人是透明的。他们不吵不闹，成绩中等，不参加社团，不在课堂上发言，课间也不跟人扎堆聊天。他们像教室里的家具，存在，但没有人会多看他们一眼。
方楠奕就是这样的存在。
直到那天中午，我在天台找到了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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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的天台在六楼，平时是锁着的，但有一把钥匙在学生会手里，而管理钥匙的人恰好是林栀。林栀在学生会混了个闲职，管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其中就包括天台的借用登记——名义上，天台是“仅供学生活动借用”的，但实际上，只要你跟林栀说一声，她就会把钥匙偷偷给你。
“你要去天台？”林栀当时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，“你一个病人，爬六楼？”
“我只是心脏有问题，又不是腿有问题。”
“心脏有问题就更不能爬楼了啊！”
“六楼而已，我又不是坐电梯会死的那种人。”
林栀最终还是把钥匙给了我，但附加了一个条件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“不用。”
“那你别去了。”
“……行吧，你陪我去。”
于是那天中午，我和林栀一起爬上了六楼。我爬得很慢，每上一层都要歇一会儿，林栀就在旁边看着我，眼神像一只随时准备扑过来接住我的猫。
“你真的没事？”她第三次问。
“没事，就是……平时缺乏锻炼。”
“你何止是缺乏锻炼，你是根本不动。”林栀扶着我，语气里满是嫌弃，但手却攥得很紧，“你以后每天跟我去操场走两圈，听到没有？”
“好。”
天台的门是一扇铁门，漆面斑驳，露出底下的锈红色。林栀用钥匙捅了半天，门才“嘎吱”一声打开了。
阳光涌进来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方楠奕。
她坐在天台最远的那个角落里，背靠着围栏，双腿蜷缩在胸前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但书是倒着的。她没有在看书，她在发呆。她的眼睛望着远处的天空，瞳孔里映着云朵的影子，嘴唇微微翕动，像是在默念什么。
听到门响，她猛地转过头来，脸上闪过一丝慌张——那种被人发现秘密的慌张，像一只被人掀开了石头的小虫，慌乱地想要缩回黑暗里。
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里有人。”我说。
方楠奕没有回答。她迅速站起来，把书塞进书包里，低着头往门口走。她走路的姿势很奇怪，肩膀内收，下巴几乎要碰到胸口，整个人像一只蜷缩起来的刺猬——不是要攻击，是要保护自己。
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的脸。
很白，白得近乎透明，颧骨微微凸起，下颌线很尖。眼睛很大，但眼窝深陷，像是很久没有睡好觉的样子。嘴唇很薄，没有血色，微微发干。她穿着一件洗了很多次的校服，领口的蓝色蝴蝶结系得歪歪扭扭的，像是随手一扎。
但让我注意的是她的手腕。
她的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很旧的手表，表盘已经花了，但表带系得很紧，紧到在皮肤上勒出了一道红印。而在表带的下方，隐约能看到几道细细的疤痕——不是新的，是那种已经变成了白色的、像是很久以前的疤痕。
她从我身边走过，带起一阵很淡的风，风里有一股药味。不是那种感冒药的味道，是一种更苦的、更涩的、像是中药和西药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我很熟悉那种味道。
因为我身上也有。
“那是谁？”林栀等方楠奕走远之后，小声问我。
“我们班的吧？”
“我们班的？”林栀瞪大了眼睛，“我们班有这个人？”
“……你也不知道？”
我们两个面面相觑。一个五十多人的班级，我们在这个班待了快一年了，居然对这个人完全没有印象。
这让我觉得有些愧疚。不是那种“我应该认识每一个人”的道德绑架式的愧疚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、更私人的愧疚——因为我知道“被忽视”是什么感觉。不是那种“没人理我”的矫情，而是那种“所有人都觉得你是透明的”的孤独。
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，所以我看得到其他快要死的人。
方楠奕不是快要死了——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来。但她身上有某种东西，某种跟“死亡”有关的痕迹，像一层薄薄的霜，覆在她的皮肤上，覆在她的眼睛里，覆在她走路的姿势里。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但我想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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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中午，我又去了天台。
这次我没有叫林栀。我跟她说“我去医务室”，她信了——或者说，她假装信了。林栀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，她知道我有些事情不想说，她就不问。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之一。
我爬六楼的时候还是气喘吁吁的，心脏在胸腔里“咚咚咚”地跳，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兔子。我扶着栏杆歇了两次，才终于爬到了顶楼。
铁门没有锁——方楠奕在里面。
她坐在昨天同一个位置，背靠着围栏，手里没有拿书，只是抱着膝盖，下巴搁在膝盖上，望着远处的天空。今天的天空很蓝，蓝得像一块被水洗过的绸缎，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，慢得像是在散步。
听到门响，她又要站起来走。
“别走。”我说。
她愣住了，保持着一个半蹲半站的姿势，像一尊被定格的雕塑。
“我就坐一会儿，不说话。”我走到天台的另一边，离她大概三四米远的地方，靠着围栏坐下来，“你当我不存在就行。”
方楠奕看了我一眼，犹豫了几秒，然后慢慢地坐了回去。
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了很久。我在看手机，她在发呆。天台上很安静，只有风的声音，呼呼的，从耳边掠过，带着远处操场上隐约的喧闹声。
“你为什么来这里？”她突然开口了。
声音很轻，轻得像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如果不仔细听，根本听不清。
“教室里太吵了。”我说。
“你昨天也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昨天有另一个人陪你。”
“那是我朋友，她叫林栀。”
方楠奕没有再说话。但我注意到，她没有再试图离开了。
那天我们在天台上坐了大概四十分钟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对她说了句“明天见”。
她没有回答。
但第二天，她又来了。
第三天也是。
第四天也是。
到了第五天，她终于跟我说了第二句话。
“你为什么每天都来？”
“因为这里安静。”
“教室里也很安静。”
“教室里不安静。”我笑了笑，“教室里有人在说话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传纸条，有人在打瞌睡。这些声音加起来，比菜市场还吵。”
方楠奕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。
“你不喜欢热闹？”
“不是不喜欢。”我想了想，“是……热闹跟我无关。”
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。那是她第一次正眼看我——不是那种匆匆一瞥，而是真正的、直视的目光。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，瞳孔很大，像两颗浸在水里的琥珀。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——不是悲伤，不是警惕，是一种……理解。
一种“我知道你在说什么”的理解。
“我也是。”她说。
然后她低下头，继续发呆。
但从那天开始，她不再躲着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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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很慢。慢得像两棵生长在岩石缝隙里的草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，一点一点地靠近。
第一周，我们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，各自做各自的事情。她发呆，我看手机或者写日记。偶尔我会说一两句话，她偶尔会回一两个字。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，但那是一种舒服的沉默——不是那种“无话可说”的尴尬，而是那种“不需要说话”的自在。
第二周，她开始在我旁边坐下来。不是隔着三四米远，而是隔着一个书包的距离。她还是会发呆，但有时候会偷偷地看我——我假装没有注意到，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，像一只怯生生的小动物，在洞口探头探脑。
第三周，她终于问了我一个问题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苏柠。”我说，“柠檬的柠。”
“苏柠。”她重复了一遍，像是在品尝这两个字的味道，“好听。”
“你呢？”
“方楠奕。”
“楠奕……哪个楠？”
“楠木的楠，奕是……神采奕奕的奕。”
“你爸妈给你取这个名字，是希望你神采奕奕地长大吧？”
方楠奕没有回答。她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想笑，但最终没有笑出来。
“你呢？”她问，“你的名字有什么寓意？”
“我妈说，她生我的时候在喝柠檬水，就随手取了这么个名字。”
“……”
“很随便吧？”
“不随便。”方楠奕摇了摇头，“我觉得……很好。柠檬虽然酸，但它有味道。总比……总比没有味道好。”
她说“没有味道”的时候，声音突然变得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件很遥远的事情。
我没有追问。
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伤口，不能急着去碰。你得等它自己结痂，等它自己脱落，等它下面长出新的皮肤。在那之前，你能做的只是——在旁边陪着，不说话，不追问，只是陪着。
这是我在苏滢身上学到的。
苏滢生病之后，所有人都来问她“你感觉怎么样”“你哪里不舒服”“你害怕吗”。这些问题本身没有恶意，但它们像一把把手术刀，把苏滢一层一层地剖开，让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自己的病。
她不想面对。
她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女孩，吃普通的饭，看普通的电视，做普通的梦。
所以我不问方楠奕。
她愿意说的时候，她会说。
不愿意说的时候，我就陪她安静地坐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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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周的周五，方楠奕做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情。
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两个饭团，递了一个给我。
“给你。”她说，目光盯着地面，耳朵尖微微发红。
“谢谢。”我接过饭团，看了看——是便利店的三角饭团，金枪鱼口味的，包装上印着一只卡通金枪鱼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金枪鱼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方楠奕的声音很小，“我……随便买的。”
她撒了谎。因为后来我注意到，她连续一周都带了金枪鱼饭团，而她自己吃的永远是同一个口味——原味。她把我喜欢的口味记住了，却假装是“随便买的”。
我没有拆穿她。
我们坐在天台上，一起吃饭团。阳光很好，风很轻，远处有人在放音乐，是一首很老的歌，周杰伦的《晴天》。旋律飘过来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从另一个时空传来的回音。
“苏柠。”方楠奕突然叫了我的名字。
“嗯？”
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。
“我对你好吗？”我反问。
“你每天都来天台陪我。”她低着头，手指在饭团的包装纸上无意识地折叠，“你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。你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不跟别人说话。你只是……坐在我旁边。”
“这就算好了？”
“对我来说……算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根羽毛落在水面上，几乎没有涟漪。但我听到了。我听到了那句话底下藏着的、更深的东西——
没有人对她好过。
或者说，很久没有人对她好过了。
我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。
“方楠奕。”我说，“你值得被好好对待。”
她猛地抬起头，眼睛瞪得很大，瞳孔里映着我的倒影。她的嘴唇在发抖，眼眶慢慢地红了，但没有哭。她只是看着我，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眼神——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像是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水，不敢相信，又不敢不信。
“……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她的声音开始发颤。
“那不重要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不重要？”
“因为我交朋友不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。”我笑了笑，“我看的是——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舒服。”
“那你跟我在一起……舒服吗？”
“舒服。”我毫不犹豫地说，“很舒服。”
方楠奕低下头，肩膀微微颤抖着。我以为她要哭了，但她没有。她只是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抬起头，对我笑了一下。
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。
那个笑容很淡，淡得像白开水。但它很真，真得像冬天里的第一场雪，干净、纯粹、没有杂质。
我突然觉得，这个笑容值得我爬一百次六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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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方楠奕不再只是“坐在天台角落里的人”，她开始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，走进我的生活。
先是天台。她会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分钟，主动跟我打招呼——“你来了”或者“今天好热”，虽然只有几个字，但对她来说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。
然后是食堂。有一次我忘记带饭卡，她默默地递过来一张。“用我的。”她说，声音还是那么轻，但语气里有了一种不容拒绝的坚定。
再然后就是教室了。
之前我们在教室里几乎没有任何交集——她坐第一排靠门，我坐倒数第三排靠窗，中间隔着一整个教室的距离。但自从天台的事情之后，她开始在课间走到我的座位旁边。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她站在我座位旁边站了整整三十秒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林栀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，用口型问我：“她来干嘛？”
我也不知道。但我不敢动，怕一动就把她吓跑了。
三十秒后，方楠奕终于开口了。
“苏柠，这道题……怎么做？”
她手里拿着一本物理练习册，翻到了某一页，指着一道题。我看了一眼——是一道力学题，关于斜面上物体的受力分析。
“你把书放下，我帮你看。”
她在我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了下来——那是林栀的椅子，林栀此刻正站在旁边，一脸茫然地看着自己的椅子被一个几乎没说过话的同学占了。
“林栀，你先坐我的？”我指了指自己的椅子。
“哦……好。”林栀挠了挠头，坐到了我的椅子上，但她没有生气，只是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方楠奕。
我给方楠奕讲了那道题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力的分解，正交分解法，把重力分解成沿斜面向下和垂直斜面向下的两个分力。但她似乎不太理解“正交分解”的概念，我就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图，标出了角度和力的方向。
“你看，重力mg，分解成mgsinθ和mgcosθ，sinθ是沿斜面的，cosθ是垂直斜面的。然后摩擦力……”
“摩擦力等于μ乘以正压力。”她接上了。
“对，正压力就是mgcosθ。所以当mgsinθ大于μmgcosθ的时候，物体就开始下滑了。”
“哦……”方楠奕盯着草稿纸看了很久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睛亮了一下，“我懂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