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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，弹指一挥间。
义仁堂的总堂，依然坐落在江宁城那条长街上。门楣上那块匾额，经过十年的风吹日晒，边角已经有些磨损，上面的字迹也有些褪色，但“义仁堂”三个字，依然清晰可见。匾额下方，那两块木牌也换了无数次，“不收诊金，只收一诺”八个字，依然是孙大夫当年亲笔题写的字体，一笔一划，苍劲有力。
这十年里，义仁堂的分堂，从二百余家，扩展到了五百余家。它们遍布大明疆域的每一个角落——从东海之滨到西域戈壁，从岭南瘴地到北国雪原，从繁华的江南水乡到偏远的西南山寨。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义仁堂的招牌。只要有义仁堂的地方，就有“不收诊金，只收一诺”的规矩。
这十年里，义医学院培养了数千名大夫。他们从江宁出发，走向全国各地，成为义仁堂分堂的中坚力量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后来成为了名震一方的大夫，但他们始终记得，自己是从义医学院走出来的。他们始终记得，赵御史在第一堂课上对他们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希望，你们从这里走出去后，不仅能成为一个医术精湛的大夫，更要成为一个心中有‘义’的人。”
这十年里，赵御史的两鬓，添了许多白发。他的眼角，也爬上了细密的皱纹。但他依然每天坐在义仁堂的诊桌旁，为那些上门求诊的病人把脉、开方。他的手法，比十年前更加纯熟；他的判断，比十年前更加精准。他不再需要像十年前那样，一边翻看孙大夫留下的医案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开方了。那些医案上的内容，早已烂熟于心，融入了他的血脉之中。
但他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习惯——每天清晨，他都会第一个来到义仁堂，用湿布巾擦拭那块匾额，将上面的灰尘仔细擦去。有人问他为什么，他只是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这是孙大夫留下的。我要让它一直干干净净的。”
这十年里，苏婉只回过江宁三次。
第一次，是三年前的一个秋天。她瘦了很多，皮肤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，眼神比十年前更加明亮，也更加坚定。她给赵御史带回来一条洁白的哈达，说是西藏的牧民送给她的。她还带回来一壶青稞酒，两人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喝完了那壶酒，聊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清晨，她又背起药箱，和陆擎一起，继续上路了。
第二次，是一年前的一个冬天。她回来时，正好赶上春节。赵御史在院子里挂了两盏红灯笼，苏婉亲手包了一顿饺子。两人坐在老槐树下，吃着饺子，喝着热茶，看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，谁也没有说话。但那种默契和温暖，却比任何言语都更加深刻。年后不久，她又走了。
第三次，就是现在。
这天傍晚，赵御史送走最后一个病人，正准备关门，却看到两个人影，站在暮色中，缓缓向义仁堂走来。
他愣住了。
那两个人影，一高一矮。高的是陆擎，他的鬓角也添了些白发，但腰板依然挺得笔直，步伐依然稳健。矮的是苏婉，她穿着一件半旧的青色褙子，背着那个赵御史无比熟悉的药箱，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，但眼中却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
她走到义仁堂门口，停下脚步，抬起头，看着门楣上那块匾额，沉默了片刻。然后，她转过头，看着赵御史，微微一笑：“赵大哥，我回来了。”
赵御史看着她，看着她嘴角那抹熟悉的微笑，看着她眼中那抹温暖的光芒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也笑了：“欢迎回家。”
苏婉走进义仁堂，将药箱放在诊桌旁，然后走到那块写着“不收诊金，只收一诺”的木牌前，伸出手指，轻轻抚过上面那些被岁月磨损的字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