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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地区主要种植三种粮食作物，冬小麦、春夏玉米和春夏红薯。至于其他诸如小米、黄米、荞麦、高粱、大豆等，虽然也种，但种植面积要小得多，算不上是主粮，只能算杂粮。
现代人普遍的认知是，北方人的主食是面粉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在化肥和农药普及之前，北方的农民是吃不起面粉的，因为小麦的亩产量太低了，土地全都种小麦的话，根本吃不饱饭。
计划经济时代，小麦主要供给给城市居民，北方农村的主食是玉米和红薯。其中红薯亩产量最高，越穷土地越贫瘠的地方，红薯种得越多，这样农民才能吃饱肚子。
五六十年代，水稻亩产可能只有两三百斤，小麦亩产可能只有一百多斤。而红薯的亩产轻易可达数千斤，还不挑地。在那个“以粮为纲”（注1）、一切为了填饱肚子的年代，红薯曾经被大力推广种植。
后来随着新中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，以及开始使用化肥和农药，红薯的种植才开始减少，小麦和玉米的种植数量则开始增加。到了七十年代末的时候，红薯已经变成了辅粮，玉米则成了农村地区的主粮。
当时的华北农村，会用四成土地种小麦，产出的小麦大部分用来交公粮、国家的统购粮，以及集体的提留。还会剩下一些，就当口粮分给农民。
三到四成土地是用来种玉米的，玉米也有一部分会拿来交公粮，但绝大多数都是发给农民当口粮。农民把玉米磨成面，制作各种主食。
红薯的种植面积只占一成，红薯是不会拿来交公粮的，基本都是当辅粮或喂牲口。因为红薯要晒成红薯干才能交公粮，否则没法储存，而红薯的含水量又高，一斤鲜红薯晒成红薯干后只剩下一两了，拿来交公粮太亏，自己吃更划算。
剩下的土地则种其他的农作物，比如小米、高粱、大麦等等。生产队也会因地制宜，种植一些经济作物。
另外还有一个轮种的问题，每年九月份种下冬小麦，次年五月份收获，然后立刻抢种夏玉米或夏红薯，秋天收获，土地休息一个冬天，次年再种春玉米或者春红薯，收获后立刻抢种冬小麦，以此类推，实现所谓的“两年三熟”。
种植红薯没有那么多讲究，毕竟红薯不挑地好养活，随随便便都能一挖一麻袋。但玉米可比红薯娇贵的多，玉米是典型的既需要水又怕涝的农作物。
所谓“春玉米怕旱，夏玉米怕涝”。
春天种下的玉米，如果遇到春旱，必然会减产，倒霉点再遇上春夏连旱，绝收都有可能。
夏天种下的玉米，如果遇到连绵大雨，直接烂种烂根，这一季的收成就算是完蛋了。
因此种春玉米，深耕很重要，通过深耕播种，玉米的根系可以扎得更深更广，有利于从土地深处吸收水分，这样遇到春旱，不会遭受严重的减产，即便是春夏连旱，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绝收。
这时候那辆铁牛55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铁牛55是重型拖拉机，带有液压耕深系统，可以实现深耕操作。小型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在这一点上，得来回耕好几趟才能达到铁牛的效果。
按照小庙村的春耕计划，要种600亩春玉米，其中400亩交给拖拉机，剩下200亩靠牲口，来回多走几趟，就能完成全部的深耕。
但现在缺少了这辆铁牛，小庙村的春耕任务，直接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如果春玉米减产，倒不至于饿肚子，补种红薯还是能确保粮食产量的，但农民们可不想吃红薯。到时候村民有怨言不说，村干部也抬不起头来。
1978年“脱贫致富奔小康”还没被列入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，这时候农村追求的，还是解决温饱，农民的愿望也很朴实，能有多点细粮，能少吃点粗粮，这日子就有奔头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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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1：1958年，农业提出“以粮为纲”的口号，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一二年达到原定12年实现的粮食目标。摘自：“以粮为纲”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，《党史研究与教学》，2010年06期，中国知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