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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胆则接着说道：“搞包产到户，的确是风险太大了，犯错误倒是其次，主要是怕影响粮食产量。这东西没有人搞过，谁也不知道真的搞起来，会不会影响粮食产量，所以下面几个生产队长，意见不统一。”
李一鸣点了点头表示明白，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制度下，生产队才是直接承担盈亏的单位。
对于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而言，亏损亏的是账面数字，公粮统购粮和集体提留是不变的。但对于生产队来说，亏损亏的就是实打实的粮食。
因此任何有可能影响粮食产量的行为，都会被生产队所抵触，在没有案例证明“包产到户”有效的情况下，生产队不愿意冒风险搞“包产到户”，也是情理之中。
“那你是咋办的？总不能不搞了吧？”李一鸣开口问。
“搞还是得搞的，要不然怎么去郑老二家提亲？她那个闺女啊，大高个，皮肤白净，长得也俊，那屁股一看就好生养，要是娶回来给你当媳妇，保准三年能抱俩！”
“爹，瞎说啥呢，咱搞包产到户，是为了全村人以后能吃饱饭，不是为了给你找儿媳妇。你是大队书记，不能天天只想着人家女娃娃屁股！”
“嘿！这兔崽子，我想的是屁股么？我想的是抱孙子！”李大胆指了指酒壶，说了句“给我满上”，然后才接着道：“最后吵吵了半天，还是你爹我一锤定音，先搞个试点，从八个生产队，抽出来两个搞包产到户，其他的还是按照原来那样集体劳动。”
“哪两个？”李一鸣马上问。
“你张叔的二队，和你洪波哥的八队。”李大胆回答道。
小庙村生产大队一共分为八个生产队，二队的张队长是李大胆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八队的队长李洪波，是李大胆的本家侄子。这两人都是李大胆的心腹，所以从这两支生产队开始试点包产到户。
李一鸣在心中默默计算了一番，开口问道：“这两个队加起来有五十多户吧？”
“五十五户。二队是二十三户，八队是二十二户。”李大胆回答道。
“五十五户，也有三百口人了，行吧，总比没有强。”李一鸣轻叹一口气。
“什么叫总比没有强？能有这五十五户就挺不错了！”李大胆一瞪眼，接着说道：“就这五十五户，还得靠生产队长去做工作呢！”
李一鸣本以为，包产到户这种事情必然会广受欢迎，特别是到了基层，只要振臂一呼，肯定是从者云集。
但事实看来，好像并非如此，即便是在基层，依旧有着极大的阻力，即便是李大胆这种二十多年的资深大队书记，也只能在最心腹的两个生产队去推行包产到户。
这毕竟是1978年的春天。
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会认为，1978年改革开放扬帆起航，农村立马就开始分田单干，把土地一分，次年就是大丰收，人人都能吃饱饭了。
实际上整个过程经历了五年的时间，期间经过了大量的讨论和探索，政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推进。
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新政里，明确规定“不许分田单干，不许包产到户”（注1）。
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，在1979年春耕以前，全国很多社队早已经开始实行包产到组，有个别偏远地区开始实施包产到户。甚至在中央命令“两个不许”的情况下，仍有省份以试点的名义，对包产到户开绿灯。（注2）
当然也有省份是不支持包产到户的，比如东北地区，人均耕地面积大，机械化耕种比例高，包产到户的话，耕地就划小了，不利于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。
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1980年的9月27日，国家印发了当年的第75号文件，文件中提出“因地制宜，分类指导”的方针，其中特别推荐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，也就是承包（注3）。从此以后农民承包土地，就有了政策依据。
随着政策的松动，开始实施“包产到户”的生产队越来越多，更有很多地区更进一步，分田单干，实施“包干到户”。但政策方面仍然没有松动。
直到1982年，政策进一步的放宽，元旦当天发布的“一号文件”，肯定了“双包到户”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（注4）。从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几乎全面放开。
又过了两年，1983年底的时候，全国农村的双包到户比例，终于占到了生产队总数的97%以上（注5），这一场覆盖全国农村的大变动即告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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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1：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（上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82。
注2：萧冬连：《探路之役，1978-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9，第96-97页。
注3：中共中央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的通知，《农业财政政策法律法规手册》，经济科学出版社，1999。
注4：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，《农业财政政策法律法规手册》，经济科学出版社，1999。
注5：《中国农村经济》1985年第1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