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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包产到组”是我国推行农村改革中的一种早期实践形式，简单说就是三到五户人家组成一个生产小组，生产队将土地承包给他们，年终结算工分的时候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结算，再由小组内部进行二次分配。
“包产到组”算是从集体生产到“包产到户”的过渡阶段，“包产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，“到组”又包含了集体属性，不至于被说成是搞私有化。
这种形式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大锅饭，但生产小组进行内部分配，却产生了“二锅饭”的问题。就像是本来一百个人分一大锅饭，现如今专门盛出来一小锅，给十个人分着吃，本质上还是换汤不换药。
当时实施“包产到组”效果比较好的，都是由亲戚组成的小组，比如“父子组”，“兄弟组”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，甭管谁多干了点活，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生产积极性方面肯定要高一些。
如果没有血缘纽带的话，很多生产小组又会回到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的状态，我多干了，别人少干了，自己就觉得亏得慌，那我也别多干了呗！
于是乎在1980年以后，迅速被“包产到户”所取代。
李一鸣知道“包产到组”效果并不明显，在农村改革中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“包产到户”。
于是他开口问道：“爹，你说包产到户就是把集体土地分给个人，这可就说错了，我们分的又不是土地的所有权，而是土地使用权，这是‘承包’。
大队把集体土地承包给家庭，跟家庭签订土地承包合同，让家庭自主进行农业生产，但土地依旧是集体的，就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”
“啥啥啥责任制？”李大胆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”李一鸣重复道。
“你从哪里琢磨的这些新词？”李大胆诧异盯着李一鸣。
“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，闲着没事，把家里的书和报纸都看了一遍，你从大队里拿回来的那些报纸，什么《人民日报》，《光明日报》，《农业日报》，我都看了，连《妇女日报》都没放过。话说爹，你平时看的还挺杂的。”
“《妇女日报》是你娘拿回来的，她是妇女主任，我可不看老娘们儿的东西。”李大胆说着，看了看桌角上摆着的那一沓报纸，小声嘀咕道：“要是早这么看书就好了，不至于连个初中毕业证都得我去跑关系。”
李大胆说着，掏出了钢笔和随身带的小本本，记下了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这几个字，随后眉头紧锁，陷入到了思考当中。
“爹，你又想啥呢？”李一鸣开口问。
“这包产到户倒是能搞，我现在是在想，要是真的搞包产到户的话，这土地该怎么个分法？”李大胆回答道。
李一鸣则开口说：“按人头分是最简单的，而且也比较公平，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有一份口粮田，但会导致劳动力与土地不匹配，影响生产。”
就比如一家九口人，只有两个青壮年劳动力，但是却有两个老人和五个孩子，若是按人头分的，等于是两个人种九个人的地，太浪费了。”
“那就按劳动力分？”李大胆开口问。
李一鸣摇了摇头：“那更不合适了，像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，九口人只有两个壮劳力，相当于两个人的土地要养活九口人，这家人可吃不饱的。”
“那你说该怎么分？”李大胆笑着问。
“人头和劳动力，两者结合，先按照人口分一部分，叫人口田，然后再按照劳动力分一部分，叫劳力田。比如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，家里九口人，那就分到九份人口田，两个劳动力，就再给两份劳力田。以公平为优先，同时兼顾生产。”
李一鸣所说的，就是农村改革搞“包产到户”时，比较常见的土地分配方案。
“这些是报纸上写的？”李大胆一脸的惊异，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。
“报纸上哪会写这个，是我自己琢磨的。”李一鸣回答道。
“我那傻儿子啥时候学会动脑子了？”李大胆心中感叹，随后开口问：“怎么分土地的问题解决了，可这工分该怎么记？土地分了以后，各家都是自己单干，队里可没法给他们记工分了。”
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是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管理制度，这三级分别为人民公社，生产大队和生产队。
当时是“政社合一”的农村基层政权和组织，公社就相当于现在的乡或镇政府，是集体经济的最高领导机构。再往上到了县级，那就是国有经济了。
生产大队是中间的管理层次，相当于现在的“行政村”，实际掌握着农村生产资料的分配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