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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齐宗站在澎湖看守所那间办公室的办公桌前，盯着坐在椅子上的郭永祥。
郭永祥这会儿老实得很，眼睛看着地面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“郭永祥，你再说一遍，”石齐宗手撑在桌面上，“刘耀祖死的那天晚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“石处长，我都说了三遍了。”郭永祥抬起头，脸上堆着为难的表情，“那天晚上我当班，十点多钟，听到刘处长那个监室里有动静，我就过去看。结果……结果就看见刘处长捂着胸口倒在地上，脸都白了。我赶紧叫了金医生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金医生来了，检查之后说是急性心梗，马上抢救。可……可没救过来。”郭永祥说到这里，“石处长，这事真怪不了我们。看守所条件差，刘处长进来之前可能身体就有毛病，只是没查出来。”
石齐宗盯着他看，半天不说话。
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，能听见墙上挂钟走针的咔哒声。
“金医生，，”石齐宗转向坐在另一边的那位所医，“你说说看。”
金荣推了推眼镜，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病历夹：“石处长，这是当时的抢救记录和死亡证明。所有程序都合规，我这里都有签字。”
他把病历夹推到石齐宗面前。
石齐宗没接，就盯着那本蓝色的病历夹看。
他知道，这里面记录的一切，从医学角度都挑不出毛病。急性心肌梗死，突发性疾病，抢救无效死亡，这种说法，天衣无缝。
“金医生，”石齐宗声音沉下来，“刘耀祖进去前刚做过全面体检，心脏一点问题没有。这你怎么解释？”
金荣又推了推眼镜：“石处长，医学上的事很复杂，有时候就是说不准。有些人平时看着好好的，突然就发病了。特别是心理压力大的情况下……”
“心理压力大？”石齐宗打断他，“刘耀祖在军统和保密局当了很多年处长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关进看守所一个月，就能把他吓出心脏病？”
“这个……”金荣顿了顿，“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他应该是心里产生了极大落差和郁闷，这种急性心理压力直接触发了心梗发作。”
石齐宗冷笑了一声。
他知道再问下去也没用。这两个人，口供对得严丝合缝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“突发疾病”和“按规定办事”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每说几句话，就要提一句“上报了陈所长”。
陈大彪那王八蛋。
石齐宗牙根又开始疼了。他咬了咬牙，腮帮子那块肉一鼓一鼓的。
这案子要是共谍案，他有一百种法子让这俩人开口。灌辣椒水、坐老虎凳、三天三夜不让睡觉，什么招数都行。可这不是共谍案，死的是刘耀祖，一个犯了事的前处长。
他石齐宗能动什么手段？用刑？逼供？传出去，吴敬中第一个饶不了他。毛人凤那边也说不过去，内部调查搞成这样子，毛人凤也不会帮他。
更别说陈大彪那王八蛋提前打过招呼了。看郭永祥和金荣这副样子，肯定是得了陈大彪的指示，嘴闭得死死的。
石齐宗站起身，他点了根烟，狠狠吸了一口。
“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郭永祥站起来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石处长，那这事……”
“这事没完。”石齐宗转过身，盯着他，“你们先回去，随时配合调查。”
“是，是。”郭永祥连连点头，和金荣一起退出办公室。
门关上了。
石齐宗站在那儿，把一根烟抽完。他知道，澎湖这条路，走不通了。
回台北的渡轮上，石齐宗站在甲板栏杆边。脑子里还在转刚才那事儿。
郭永祥那副老实巴交的样子，金荣那套滴水不漏的说辞。两个人，把一条人命说得轻飘飘的，像是死了只蚂蚁。
可刘耀祖不是蚂蚁。他是保密局台北站的前行动处处长，是石齐宗的前任。他死在看守所里，死得不明不白。
石齐宗牙根又疼起来了。
他想起周福海说的那些话。血型不对，王翠平没死，在贵州……
贵州。
“海东青”。
毛人凤埋了十二年的钉子。
石齐宗睁开眼，船舱里昏暗的灯光晃得他眼睛发花。
他知道，该用这张牌了。
晚上九点多，石齐宗回到了台北站。
他进了办公室，走到墙角，挪开文件柜。柜子后面，墙上有个暗格，不大，刚好能放下一部电台。
他把油布包打开，从里面电台拿出个旧电台和密码本，电台有些地方漆都磨掉了，露出底下金属的颜色，这是当年他在上海站时偷偷保留下来的。
凌晨一点左右，石齐宗插电源，接天线，开机。他知道，站里的电讯处侦测到这个频率，就知道保密局向大陆潜伏人员发指令，是工作电台。
他翻开密码本，找到今天对应的那一页。拿起笔，在纸上写：
唤醒代号：海东青。
任务：查贵州松林县石昆乡黑山林村王翠平，是否丈夫叫余则成。血型A型。有一子，血型O型。怀疑与共谍案有关联。
安全第一，紧急。勿暴露。
写完了，他盯着那几行字看。
十二年。这张牌埋了十二年。毛人凤交代过，只能用一次，用了就没有回头路了。
可他没得选。
郭永祥、金荣、陈大彪这三个人把台湾这边的路堵死了。他石齐宗在澎湖看守所什么也查不到，手又伸不到贵州去。现在只能用这张牌。
石齐宗咬了咬牙，开始对照密码本，把文字转成电码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转。转完了，他拿起了电键。
手指放在上面，深吸一口气，按了下去。
“哒、哒哒、哒……”
电键敲击的声音响起来。石齐宗敲得很稳，手指起落，每个电码都发得清清楚楚。
发完后，他把电台重新包好，和密码本一起放回暗格里。文件柜挪回原位。他划了根火柴，把桌上那张写满电码的纸在烟灰缸里烧成了灰。
做完了这一切，他坐回椅子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天津和平路早点铺，早上六点四十。
杨树亮坐在靠墙的老位置上，面前摆着碗豆浆。豆浆是刚出锅的，热气往上冒，豆香味一阵一阵的。
他小口喝着，眼睛看着铺子外面。街上人还不多，几个赶早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过去，车铃铛叮铃叮铃响。
“杨处长，今儿还是老样子？”早点铺老板老张笑着问。
“嗯，一碗豆浆，两根油条。”杨树亮把手套放在桌上说。
老张舀了碗豆浆端过来，放在桌上。他擦了擦手，看着杨树亮，忽然说：“杨处长，热豆浆刚磨好，豆香毛茸茸的，您来咸口甜口？”
杨树亮手一抖，豆浆洒出来几滴，落在桌面上。
他抬起了头，像不认识一样看着老张。
老张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，脸上皱纹挤在一起。
豆香毛茸茸的。
这五个字，像一把钥匙，咔嚓一声，打开了封存十二年的记忆。
杨树亮盯着老张看，老张也在看他，眼神和平常不一样，深得很。
过了一小会，杨树亮慢慢让自己稳下来。然后说：
“人说咸豆浆配油条，凤阳花鼓响，毛驴拉磨走千里，我要咸的。”
老张脸上的笑容深了些，点了点头：“好嘞，咸豆浆，马上来。”
杨树亮坐在那儿，手里端着豆浆碗。
整整十二年。
他几乎忘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赵金山。杨树亮是当年毛人凤给他安排潜伏时用的假名。这十二年，他就是杨树亮，津门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。根据中央统一部署，全国开展了大规模审查干部的运动，上个月他刚刚通过干部审查，组织谈话时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杨树亮同志，表现不错，要继续保持。”
那口气还没喘匀呢。
现在，暗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