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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辩论绝非空谈。‘真理越辩越明。’ 通过言辞交锋，厘清概念，辨明是非，正是求真的过程。
古希腊苏格拉底便以‘诘问法’启迪智慧；我先秦诸子百家争鸣，又何尝不是一场大辩论？
正是在这辩论中，思想得以碰撞、升华。
怎能以‘空谈’一概抹杀？”
周世铭冷哼一声：“百家争鸣？
那是礼崩乐坏、天下大乱之世！
‘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。’
孟子所言，正是讥讽此等局面。
我华夏道统，自有孔孟程朱一脉相承，何须再辩？
学者当‘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’，潜心体悟圣贤微言大义，方是正途。
如今这些所谓‘辩论’，无非是拾西人牙慧，标新立异，哗众取宠，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何实益？
只怕是徒增纷扰，惑乱人心！”
他这番话引经据典，气势颇足，周围一些受传统教育较深、或性情稳重的学生不由微微点头，觉得不无道理。
马文冲一时语塞，他虽不认同，但周世铭抬出孔孟，以“道统”、“圣贤”压人，在中法中学这个仍颇为重视旧学的环境里，颇有分量。
林怀安见状，上前一步，平静地开口：
“世铭兄推崇圣贤，重视道统，其心可嘉。
然则，窃以为世铭兄对‘辩’之一字，理解或有偏颇。”
周世铭目光转向林怀安，带着审视：“哦？愿闻高见。”
“‘辩’者，辩也，辩明是非曲直也。”
林怀安不疾不徐地说道，“孔子曰：‘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
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。’
夫子亦重视不同的言论，强调要分析、鉴别（‘绎之’）。
孟子更是雄辩家，与告子辩人性，与陈相辩农家，与杨朱、墨子之徒辩，‘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’
何以不得已？为‘距杨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’，为捍卫心中之道。
可见圣贤本身，便善用且重视‘辩’。”
他顿了顿，见周世铭脸色微沉，继续道：
“至于‘述而不作’，朱子有注：‘述，传旧而已。作，则创始也。’
孔子自谦，然其删《诗》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《乐》，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岂是全然‘传旧’而无‘创始’？
其中微言大义，正是孔子之‘作’。
后儒如程朱陆王，亦是在‘述’圣贤之道的基础上，各有发明，乃至辩论不休，方有理学心学之昌盛。
若真如世铭兄所言，只‘述’不‘辩’，不‘作’，道统如何传承？
又如何应对今日之巨变？”
这番议论，既引儒家经典，又结合历史事实，逻辑清晰，顿时让周围不少学生眼睛一亮。
连马文冲也暗暗点头。
周世铭脸色有些涨红，但并未服软，反而提高了声音：
“强词夺理！
圣贤之辩，为明道、卫道。
今日之辩论，多是为辩而辩，追求新奇诡怪，甚至非议圣贤，质疑伦常，此与杨墨淫辞何异？
且西人辩论之术，重逻辑辞藻，轻德行根本，不过是‘巧言乱德’！
如今学校不重实学，不敦品性，却倡导此等浮华之技，岂非本末倒置？
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’ 我等学子，当时时谨记！”
他强调“德行”、“实学”，指责辩论“浮华”，再次抓住了传统观念中重行轻言、重质轻文的一面，也暗合了不少人对“学生空谈误国”的担忧。
林怀安感到周围的目光又有些游移。
他知道，与周世铭的争论，已不仅仅是关于一场校园辩论赛，更触及了深层的思想分歧：
如何对待传统与新知？
如何平衡“言”与“行”？
如何在巨变时代安身立命、求学致用？
他深吸一口气，知道不能单纯在儒家经典里打转，必须跳出这个框架。
“世铭兄所言‘实学’、‘德行’，确是根本。然则，‘言为心声，书为心画。’ 言语文章，岂能完全与德行、实学割裂？
清晰的思维、严谨的表达、说服他人的能力，本身便是‘行’的一部分，是推行实学、彰显德行的必要工具。
至于是否‘浮华’，在于辩者之心，在于所辩之内容，而非辩论本身。”
他环视四周，声音沉稳而清晰：
“今日之中国，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
旧有之学问、制度、观念，遭受空前冲击。
新思潮、新学说、新技术，纷至沓来。
此诚‘百家争鸣’ 之新时代也。
我等青年学子，身处此大时代，是闭目塞听，固守一隅，还是开阔眼界，博采众长，在思想的碰撞中探寻出路？
‘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’ 辩论，正是‘思’与‘学’结合的重要方式。
通过辩论，我们梳理已知，探究未知，质疑成见，接纳异见。
这过程或许有纷扰，但比起万马齐喑、思想僵化，孰优孰劣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