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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清墨先开口，声音发紧，“按市价，一石粮大概两块大洋。刘大爷租三亩，光租子就要七块二。
他两亩自耕地，年景好，一亩能打一石半，两亩三石，也就六块钱。
收支相抵，还倒贴一块二。这还不算赋税…”
她说不下去了，手指紧紧攥着钢笔。
“而且年景不可能年年好。”
王伦接过话头，声音低沉，“西山这带，十年里得有三年旱，两年涝。
年景不好，一亩地能打一石就不错了。
那时候，别说交租，自己吃都不够。”
“那不够吃怎么办？”
林怀安问。
“借。”
王伦说了一个字，很重，“找地主借，找粮行借，找亲戚借。
借一斗，秋后还一斗半，这叫‘驴打滚’。
还不起，就拿地抵，拿房子抵，拿人抵…”
“拿人抵？”
“给人当长工，当丫头，当…”
王伦没再说下去，但林怀安和苏清墨都懂了。
三人继续往前走，但脚步都沉重了许多。
课本上写的“农村凋敝”“民不聊生”，原来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刘大爷脸上的皱纹，是狗娃怯生生的眼睛，是那间空空如也的土坯房。
接下来走访的几户，情况大同小异。
有赵寡妇，丈夫去年得痨病死了，留下三个孩子，最大的十一岁，最小的四岁。
她一个人种着三亩薄田，交完租子，剩下的粮不够吃半年。
现在靠给村里人缝补洗衣，勉强糊口。
“三个娃，都没上学。”
赵寡妇说着，眼泪就下来了，“不是不想让他们上，是上不起。
大丫十岁了，该裹脚了，可裹脚布都买不起…”
苏清墨默默记下，在“裹脚”两个字下面划了两道横线。
有孙老栓，六十多了，儿子被抓了壮丁，三年没音信。
老两口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，种着四亩地。
去年大旱，粮食歉收，欠了地主三石粮的债，今年秋后要还四石五。
“还不上了，”
孙老栓蹲在门槛上，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脸模糊不清，“还不上了，就把地抵给李老爷。
可地没了，俺们吃啥？喝西北风？”
“那您儿子…”
林怀安忍不住问。
“死了吧，许是死了。”
孙老栓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心头发冷，“死了也好，死了就不受这罪了。”
有周铁匠，是村里少有的手艺人。
可如今兵荒马乱，谁还打农具？
生意冷清，一个月接不了两单活。
儿子在城里拉黄包车，挣的钱刚够自己糊口，帮不上家里。
“俺这手艺，传了三代，到俺这儿，怕是要绝了。”
周铁匠摸着那柄用了二十年的大锤，眼神空洞。
一圈走下来，已经是中午。
三人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歇脚，王伦拿出早上带的窝头，三人就着凉水分着吃了。
“上午走了八户，”
林怀安算了算，“情况都差不多。
要么地少，要么地薄，要么欠债。
能吃饱饭的，一家都没有。”
“而且孩子基本都不上学。”
苏清墨翻着笔记本，“八户，适龄孩子十一个，上学的只有一个，还是女孩，只上了一年就辍学了。
理由都一样：没钱。”
“不是村里有免费小学吗？”
林怀安问王伦。
“是免费，但书本费、杂费加起来，一年也得一块多大洋。”
王伦苦笑，“就这一块多，很多人拿不出来。
而且孩子要干活，捡柴、挖野菜、看弟妹…上学就不能干活，家里就少一份劳力。”
林怀安沉默了。
他想起了北平的学校，想起了明亮的教室，整齐的课桌，穿制服的学生。
一块多大洋，在北平，可能就是一本书钱，一顿饭钱。
可在这里，就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。
“下午还继续吗？”
苏清墨问。
她的蓝色学生装上沾了尘土，鞋子上也满是泥，但她的眼神依然坚定。
“继续。”
林怀安站起身，“才看了八户，还有十二户。
多看一家，就多了解一分。”
“嗯。”
苏清墨也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
王伦看着他们，忽然说：
“你们…累不累？要不歇会儿？”
“不累。”
林怀安说，“比起他们，我们走这点路算什么。”
“那走吧。”
下午的走访，更加艰难。
不是路难走，是心难承受。
他们看到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，炕上只有一床破被，冬天怎么过？
不知道。
他们看到一个老太太，七十多了，还在纳鞋底，一双鞋底纳三天，卖两分钱。
一天纳一双，一个月挣两毛，刚够买盐。
他们看到一个男人，瘸了一条腿，还在田里拄着拐干活。
问他怎么伤的，他说年轻时给别人家盖房，从房上摔下来，房主给了两块钱，就再没管过。
他们看到一个女人，怀里抱着个婴儿，婴儿瘦得像小猫，哭声像蚊子。
问孩子多大了，她说八个月。
可那样子，看着像三四个月。
苏清墨的笔记本，记了一页又一页。
她的笔迹依然工整，但字越来越重，有时甚至划破了纸。
林怀安看着心疼，想说“歇会儿吧”，但说不出口。
因为那些村民，那些孩子，那些老人，连歇的资格都没有。
王伦一直沉默着。
她从小在村里长大，这些事她都见过，都知道。
但以前，她是其中的一员，是受苦的人。
现在，她带着两个北平来的学生，重新看这些苦难，忽然觉得那么陌生，那么刺眼。
原来，苦难看惯了，也会麻木。
原来，跳出这苦难再看，才知道它有多深，多重。